哲人是否应该对人民讲真话？

 苏格拉底被人民法庭宣判死刑后，有很多逃跑机会，而审判者亦知处死苏格拉底是不义的，故睁只眼闭只眼，有意为其越狱留下缝隙。那么，苏格拉底为何不愿亡走他乡？在国外继续搞哲学，再带出一帮弟子，将本家学说发扬光大，岂不更好？

苏格拉底冷静接受死亡，据说出于对法律的敬重，即便审判结果不公，毕竟是雅典的法律，而法律一旦制定，人人必须遵守执行，苏格拉底亦不例外，若越狱成功，法官们一定沾沾自喜，认为案子断得公正，否则怎会畏罪潜逃；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本人虽然沦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但“并非法律不公正，而是人不公正”，流亡海外，申请政治避难，命是保住了，却背上不守法乃至叛国的恶名，成为雅典的“笑柄”，亦令外邦人“侧目而视”；还有，若溜之大吉，定会连累朋友，使这些好哥们“遭到放逐、丧失家园财产的危险”；即便仓皇遁走，跑到了治理很好的国家，身为违法之徒的苏格拉底，怎能还好意思厚着脸皮逢人便讲“美德、正义、风气、法律应当高于一切，为人伦之本”等等大道理，倘或狼狈逃窜，跑到了治理混乱的国家，不仅让他人看笑话，还得处处低三下四，苟且偷生，奴隶般的日子过着难受；[1]再则，苏格拉底此时年届七旬，已属高寿，实在没啥可遗憾的了。[2]

事情真的如此？难道没有其他的“别有用心”？当苏格拉底在法庭自我申辩时，时不时揶揄人民法官两句，以致陪审团第二轮投票表决，主张科以死刑的人数比前一轮还多出80票，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又是什么？

卡利克勒曾警告苏格拉底，不要在哲学上走得太远，否则会被弄进监狱处死。[3]谶语果然兑现。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是哲人与群众的冲突结果，亦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后果。哲学老是追问“何为好人？”、“何为好的生活？”、“何为好的政治秩序？”等等，喜欢打破砂锅璺到底，持续纠缠“为什么？”而每一个问号不仅是对群众意见的冒犯，更是对政治秩序的挑衅。不懈而无情的质疑是哲学的品质，否则就不称其为哲学：颠覆常识，否定既有观点，拒绝政治共同体的意见，思考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法律、宗教的束缚，甚至蔑视权威，不会在权力面前停下质疑的脚步。既然哲学是异端，标新立异，时常提出耸人听闻的哲学主张，相应的，桀骜不顺的哲人则是政治异见者，与现有社会秩序格格不入，将其归为牛虻、疯子，或蛊惑者、反动派，或危险分子、不轨之徒，一点都不为过。而在群众眼里，哲人虽是沉思者，是高贵的人，却是“二流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面孔苍白、光着脚丫儿的无赖汉”。[4]

其实，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哲人上下求索，刨根问底，并屡吐不敬之辞，触怒人民群众并冒犯人民群众所敬重的习俗、法律、神明，这是事实（活脱启蒙哲人的形象，但真的是启蒙家？）。但哲人压根就没打算革命、推翻政权，最多以言传身教，影响身边的几位青年学子。专心探寻智慧的一介书生，能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事实上，苏格拉底是忠于城邦的，尊重雅典的法律习俗。保持制度的稳健与社会的和谐，改善而非颠覆政治伦理秩序，是古典政治哲学之根本所系，古典哲人深知世间邪恶无法根除，亦知再完美的政制设计无助于解决人生困惑与生存困境，因此“对政治的期望必须适度”。而非像启蒙之后的现代哲人那样，为创建政制的完美，动不动就鼓吹彻底改造人民，改造社会，而无视法律习俗的传统。

所有问题皆受哲学的审视，只要最好的政治秩序尚未实现，哲学就有存在的必要，苏格拉底的不断追问，恰恰说明了现存政治制度离“善”尚有距离，实际上暗中拒绝了现存政治制度；而立足知性自由的哲学思考，恰恰充满了革命精神，易于突破规范，破坏既定秩序。可哲人并不打算革命，但哲学的品质乃疯狂，是对现存秩序的鲁莽冲撞，这的确是一对矛盾。

如何应对这一两难？

哲学以知识取代意见（这种“真纯的知识”可能无法获得，但并不妨碍哲人的艰辛探求[5]），可是，意见却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哲学一旦将其瓦解，便危及社会秩序，后果不堪设想。既不愿放弃哲学思考，又不愿与世俗妥协，哲人就得聪明起来，学会隐藏自己的最真实观点；况且，无限的探索令群众对哲人充满敌意，而哲人对群众的不屑一顾又是明摆着的，相互为敌的人际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哲人必须尊重流行意见（但不必接受流行意见），假装与世俗安然共处，换言之，由哲人转向俗人，学会在尘世中打滚，“同流合污”，但又暗地在哲学的云端自由翱翔，追逐精妙思想，思索何为“正当”。

阿里斯托芬喜剧《云》所描画的青年苏格拉底，却十分的不聪明，一味自由思辨而放弃实践智慧，到头来自己辛苦经营的“思想所”被愤怒的群众付之一炬，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差点葬身火海。青年苏格拉底不知分寸，缺乏审慎，绝然抛弃传统习俗，斐狄庇得斯的殴父行为，不正暗示苏格拉底对祖制礼法的背叛？最要命的是，苏格拉底完全不顾及群众信仰，口无遮拦，满嘴胡吣，公然否认宙斯的存在，这相当于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人民救星，显然属于性质极度恶劣的反革命言论，既然伤及群众的情感寄托，迟早得被群众弄死不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提前预示了苏格拉底的悲剧。血气方刚、天性狷狂的青年苏格拉底虽明抽象奥理，但身处政治现实中的他，却不知道保护自我，也不懂得保护哲学，亦不晓得保护城邦。临死前的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不幸遭遇是“咎有应得”。既然哲学永走极端，生产颠覆性的知识，那么，既想搞哲学，又不愿哲人受到人民群众的伤害，既要传播哲学，又不愿社会秩序受到哲学的伤害，最好办法对人民撒谎，让哲学远离群众。

为何要让哲学远离群众？又为何要对人民撒谎？如何撒谎才能实现“拒绝人民群众接触哲学”这一意图？

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贾侩斯瑞西阿得斯，为摆脱经济困窘，愿意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或许是泰勒斯运用哲学知识发了大财的著名故事，令斯瑞西阿得斯怦然心动），麻烦的是，斯瑞西阿得斯父子可以随意进出苏格拉底学园，这说明，学园的管理制度过于松懈，无论何人，只要愿意，便可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贸然闯入。[6]群众的进进出出，不仅破坏园内融洽的学习气氛，且恶意利用哲学，学得歪理为种种恶行开脱（如欠债不还、殴打父亲），并最终反咬一口，威胁哲人的人身安全。随便放人进入学园，的确不够谨饬，因为并非人人适合研修哲学。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既有柏拉图、色诺芬这样的卓越者，亦有阿波罗多洛斯、阿尔喀比亚德这样的平庸者（一如卢梭的学生中，既有歌德，亦有罗伯斯庇尔[7]）。后来的柏拉图聪明多了，对进入学园的后生审查严格，有资质的、正直的学子方可准许进入。

不过，拒绝群众进入学园，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尚可，却远远不够，因为哲学不可避免的会被带出学园，传播开去，而园外的无论何人都可接触到种种稀奇古怪的骇人学说。问题关键不在紧闭学园大门，严格保密，而缘于哲人如何撒谎——对园外的群众撒谎。即便哲学思想流出园外，好奇的群众如获至宝，却不明就里。

专治古典政治哲学的大家施特劳斯看出，古希腊哲人最巧妙的撒谎方式，是发展出一套特殊的写作艺术，在私下言说与公共言说之间故意造成断裂：

这种写作方式使他们能够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底细透露给少数人，而又不危及多数人对社会所依赖的各自意见所承担的绝对义务。这些哲人或科学家将区分作为真实教诲的隐微教诲与有益于社会的显白教诲；显白教诲意味着每个读者均能轻松地理解，而隐微教诲只透露给那些小心谨慎且训练有素的读者——他们要经过长期且专注的学习之后才能领会。[8]

写作艺术的形式多种，而施特劳斯发现的这种特殊的写作艺术，立足于“显白教诲”（显义）与“隐微教导”（晦义）的分野：显义是表面文章，写给群众看的，只要有阅读能力，就能轻松弄懂；晦义则不同了，或出于被迫害的担心，或出于引发混乱的忧虑，这部分内容隐藏于字里行间，无意透露给群众，唯有细心读者认真揣摩才能真正领会。哲人“小心翼翼地排列布局和择取他要表达的观点”，显得与习俗意见一致，传达的却是“暗藏或隐微的教诲”。[9]由此可见，哲人“没有改变哲学的性质，而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因为哲学的思考无需节制，而需疯狂，但哲学的表述就需要审慎的节制了——“节制是一种控制哲人言辞的德性”。[10]换言之，狂热的言辞会引发狂热的反应，不免将生活引向灾难，将社会导入毁灭，为克制哲学肆无忌惮的颠覆能量，审慎的言说成了哲人的智慧，亦属一种美德，以此可作哲人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志。[11]

哲学与政治之间原则性的张力，即真与善之间恒久性的张力，哲学的“真”，不一定带来政治的“善”，适合于哲学思考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政治现实，这一问题直至苏格拉底临死时才弄明白。苏格拉底是高尚者，有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屈服群众的错误意见，所以选择喝下那杯鸩酒。尤为关键，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愿流亡海外，宁可国内受死，其真实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哲学。即便苏格拉底跑到国外，以他的性情和作风，任何一地的人民都无法笑纳，结果还是被撵来撵去，搞得狼狈不堪。[12]倘若不能消除哲人招惹来的敌意，哲学就无法生存。看来，意识到哲学艰难处境的苏格拉底，很可能是自愿送死，以自己的死亡委婉传达历练七十载才修得的人生智慧：哲学的表述切忌疯狂，以免太过极端而遭遇政治的打压，对哲学的保护，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保护，以免哲学走火入魔而动摇社会共同体的生活基础，破坏现存政治秩序。要之，哲人得学会端正哲人与城邦的位置，摆正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疯狂与审慎的结合是哲学的最高形式。[13]为什么这样说？万不可小瞧哲学的能量，书斋中坚忍不拔的苦思冥想者，其学说可以掀起猛烈的社会风暴，或诱发革命，或被恶意利用。没有言说审慎的思想疯狂，只会祸患无穷。因而哲人在表达见解时，就要有所收敛，即，思考的疯狂是哲人的美德，言说的审慎更是哲人的美德，不仅保护了哲学，也保护了政治——对哲学和政治的双重保护是哲人的双重美德。苏格拉底通过死亡这一行动警示哲人、告诫学子：脱离“神圣的疯狂”，由走火入魔转向神志清醒，若不想冲撞社会秩序，哲学的公共言说必须小心再小心，克制再克制。苏格拉底的死，正是哲学的生，亦是古典政治哲学明白无误的诞生标记，[14]自此，哲人学会了与群众和谐共处，哲人的言行亦不再疯疯癫癫，由独特的写作艺术，衍生“独特的著述类型”[15]，譬如，柏拉图的写作采用对话体，对各色人等说不同的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不同意见彼此交锋，自己的真实主张则隐藏其间，让聪明的读者去辨别种种观点的高低优劣，以免授人以柄；又如，亚里士多德以两种方式写作，一是晦涩的高头讲章，属于秘传，专门写给有心人看的，另为浅白的散文式写作，属于明传，有意写给俗众看的；再如，色诺芬的著述全是大白话，一点深度也没有，却在显白言辞之中时时夹杂隐晦意思：看似在谈论爱欲（《会饮》）、理财（《家政》）或战争（《长征记》），很合群众的口味，其实谈得都是政治。

这样，就不难理解哲人为何要对人民群众撒谎了。

古代政治哲人不愿对人民说真话（至少拒绝对不正派者说话），这不是说鄙视人民，而是这些哲人懂得：人民缺乏理智，好冲动，见风是雨，故哲学这剂猛药不宜群众服用，免得引来骚动爆发革命，反给社会带来苦痛和灾难。“谎言中有一种无辜”[16]，这种无辜表明哲人无奈的高明，古典哲人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意图贸然公诸于众，而以“高贵的谎言”欺骗人民，在写作中偷偷夹带私货、倒卖知识，只传授给特定的少数有心人，既不伤害人民的感情，又避免群众滥用哲学，此举实属处心积虑的审慎。不过，“高贵的谎言”并非真的谎言，它依然是一种真相——以真相撒谎。一份看似浅白的文本，所有读者皆可阅读，但其中传达的真正教诲仅限于正派的、值得信赖的读者，具有哲学潜质的青年学子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良苦用心（施特劳斯大胆认为“显白陈述针对的是道德层次较低者”。[17]这话岂能明说？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说了，活该招徕众多知识分子的敲打）。现代哲人却对人民大声布道，迫不及待地说出所谓的事实真相（如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不管人民的资质如何（事实上，资质越差者越易于起哄），而革命者如同将女人送上贫下中农的炕头一样，将极具破坏力和颠覆性的马克思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教义化，并简化到浅薄、粗俗、幼稚的程度，不由分说地直接塞入工农兵手中[如毛泽东对马克思学说的工农兵式处理：“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1957年1月27日）]，哲学不仅被群魔化了，且被意识形态化了，导致不宽容，激进，狂热，既然马列主义上升为一种新的国家宗教（或变成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不搞大批判、不继续革命才怪呢。影片《决裂》中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如此教育手下的工农兵子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番激昂陈辞毫无新见，是对马克思“两个彻底决裂论”的复述。决裂的后果是什么？不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