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和毛泽东的敌友论

(1)在施米特看来，人类的诞生标记是进入政治的世界（即进入敌友关系），之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科耶夫以马克思的眼光解读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深信人类发展史是一部相互猜忌彼此排斥的仇恨史（科耶夫1956年函告施米特：“世界历史就是人们之间充满敌意的历史，这种敌意不存在动物中，动物的‘战斗’是为争夺生存资源，而不是出于敌意”[1]）。人之存在意义基于人之敌对状态，“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寻找敌人”，不同类群眼中的敌人不同，异教徒之于基督教，资本家之于劳工，疯癫之于文明，邪恶轴心国家之于美利坚合众国……敌人是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性与我们大不同，不仅思维方式不可琢磨，且行为后果殊难测度，需谨慎防范。

马克思与施米特对资产阶级同样强烈反感，由反感心生厌恶，若说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施米特则是政治决定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施米特1927年5月以《政治的概念》为题演讲，提出这一诚实而又骇俗的论断，时至今日，仍引发极度不安，因此被誉（或诋毁）为第二位马基雅维利（施米特自认如此，由于投靠纳粹被联军拘押，经聆讯后无罪开释，退隐山林的施米特，将蛰居之处普勒登伯格镇自诩为San Casciano——即马基雅维利政治失意后的住所；甚至有学者推测，《政治的概念》也许纪念马基雅维利逝世400周年而作[2]）。大致同一时期，东方的毛泽东写出名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开笔提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前的革命所以失败，缘于未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3]（1952年政协会议，毛直接以《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为题作文，传达指示）。毛语很直白，屡次口出“敌人”、“朋友”、“香花”、“毒草”、“革命”、“反革命”等词汇，然而过于直白，规定了日后新中国的政治现实。

施米特此际尚不知胸怀天下的毛泽东，毛泽东亦不晓心系社稷的施米特，二人按各自理念定义了政治。此后，施米特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持续的兴趣与关注。巧的是，毛泽东与施米特同年出生，同样喜欢诗赋，熟悉本国古典文学传统，都经历过帝制到民国再到共和的政制转型（奇怪的是，同为敌友论的提出者，施米特饱受非议，遭遇西方左右两翼学者辞厉非常的轮番炮轰，国人却不觉毛泽东的敌友论有何不妥）。两位政治大家均从敌友论中确认了政治本义：既然政治的标准是划分敌友，那么，敌友关系便是政治最独到的特征；既然敌人概念是政治概念的大前提，那么，只有出现敌人，才会产生政治——因为唯有敌人是清楚的、确切的、直观的，政治才具备现实性、真实性与可操作性。于施米特和毛泽东，政治是一门关乎斗争的哲学，若失去敌友判断，亦即失去政治判断，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人（政治性生存者）不复存在。故而，以敌友论为政治基础的人势必成为“没有敌人者”的敌人[4]——不单“那些没有朋友的人”有祸了，“因为他的敌人将审判他”，而且“那些没有敌人的人”有祸了，“因为我将在世界末日成为他的敌人。”[5]

敌人是严肃政治生活的保证。“要有别人，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是不是还需要有敌人呢？”[6]政治的出发点是有关“敌人”的基础知识，同时涉及“我们”的本质知识，这种知识的作用在于：一如洞悉了“他们”的形象，才能辨认出“我们”的面目，同理，固定了“他们”的知识，方可形成“我们”的知识，并统一我们的认识。唯有知道“敌人是谁”，尔后知道“谁是我们”，指出异端方能统一思想，明确敌人才可拉拢朋友。没有敌人的知识，政治的实践无处落脚、步步踏空，所以，在政治概念上，敌人是“无可争议的有效尺度”，它先于朋友，因为制造了敌人，定位了敌人，所以需要寻找盟友（如所熟知的工农联盟），联合打击敌人。关于敌人的知识越清晰，关于我们的身份、立场、利益也就越明朗，政治斗争也就越尖锐。

敌友观念牢不可破，刻入本能。韦伯悲观认为：“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任何行动的自由”[7]，推崇韦伯学说的施米特更其绝望：“事实上，人类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象征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8]既然人生是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敌人的出现是对我的威胁，那么为了维护我之价值的肯定，敌人的唯一存在意义就是等待被否定，正如钉子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等待锤子的敲打。所谓“否定”，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从明确给定的东西出发以否定的方式得到规定”[9]，一如“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纳粹口号，疯狂的红色年代大量出现“宁要……不要……”的句式见证了革命的思维定势。我们爱那些仇恨我们敌人的人，政治生存者以非敌即友的态度理解人际，凡是自己人，毫无原则地支持，凡“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马太福音12：20），以至出现“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遂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荒谬逻辑。

与“我”不合的只能称其为仇人，与“我们”不合的则是敌人，“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不能把它们当作比喻或象征……尤其不能在私人-个体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某些私人情感或倾向的心理表现。”[10]敌人可以是仇人，但不等同仇人，仇人是后天的敌人，在个体的生活际遇中，让我不爽、使我厌恶、令我憎恨之人。[11]因此，仇人属于私敌，是具体的、实在的、经验的，出于“我”个人原因而被痛怒；敌人则属公敌，虽然抽象，却无所不在，是“我们”为之痛恨且必须与之公开战斗的人，究而言之，敌人并非个体，并非“我”的宿怨结果，而是群体、集体、整体的宿怨结果，具备公共性，是“我们”的对立面，“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到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时，才有敌人存在”。[12]既然敌人不是出于“我”偶然性的私愤，而是出自“我们”必然性的公愤，那么只有在情感角度才能理解仇人，只有在政治角度才能理解敌人，因此政治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敌人亦随之变成一个高度的政治概念：设立敌人是一件政治行为，他们被判决为先天敌人，命中注定的敌人，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

政治领域只有敌友关系，一如商业领域只有竞争关系，学术领域只有论辩关系，政治之所以特出，乃因在所有划分和归类当中，它“属于最有力和最强烈的一类”[13]，与其他领域不同，政治不仅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且是基础性的、权威性的、决定性的、总体性的、终极性的，支配人类事务的方方面面（如文化、经济、伦理）。既然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且是“唯一科学的标准”，不啻说政治的实践是对敌人的否决，战争便是最高级的政治形式，是敌友意识的极致表现——战争的实质就是“采取暴力方式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14]战争主义是政治的，因此和平主义是非政治的；敌人是非人性的，因此战争是人性的（以李维的说法：“必然之战皆正义，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马基雅维利补充道：“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就毫无生存希望之时，武器是神圣的”），这正是敌友论所孕育的真理。马基维雅里另一部名气稍逊但更有学术味道的大作《论李维》，可视为政治学论著，也可看作军事学论著，后又写出《战争的艺术》专门阐述用兵之道，可见，马基维雅里对敌友论的核心问题颇有心得。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只是政治的工具，它从属于政治，并服务于政治总体意图，以战争面貌出现的政治，乃“以剑代笔”，但战争并不能改变政治的规律。因而，战争是政治一部分，政治艺术决定战争艺术，反之则不然。[15]以上可归结为“战争即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这一名言成了施米特的座右铭。不过，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的理解很不一样，政客通过战争实现政治意图，对伤亡数字不感兴趣；身陷沙场的将军则对政治意图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能否以最少伤亡赢得这场战争。对于政治家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恶，或说是必要的邪恶。

杀人是犯罪，必被科刑，杀死敌人则是正义，要受褒奖，因而敌友论必然隐含战争的逻辑。但“敌人概念中本身必然存在着紊乱，这种紊乱与战争学说有关。”[16]前半句好解，后半句却费解，敌人概念的紊乱为何与战争学说有关？

列宁将国家战争改造为阶级战争，除了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学得“战争即政治的延续”，他认识到：“在革命时代，区分敌友是首要的事——这不仅决定着战争，也决定着政治。对列宁来说，只有革命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它产生于绝对的敌对关系，所有其他的战争不过是常规游戏。”在列宁看来，“按公认规则进行的有限制”的古典战争，简直就像一场单纯的游戏。[17]毛泽东受列宁战争学说的影响，打起了游击战，游击战介于正规战与股匪战之间，比如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十六字作战技术，拒绝与敌人正面对垒，即便进攻也采取“短促突击战”，[18]运动游击的观念完全摧毁了古典战争模式。[19]古典战争是战争决定何为敌人，现代战争则依势而变，将敌人作为战争的基础，从而将敌人相对化，故毛泽东“以其理论的自觉”，“超越了列宁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政治不仅包含着绝对的敌对关系，也包含着潜在的敌对关系。[20]稍后回到这一问题，看看政治如何包含着潜在的敌对关系？

向谁宣战，就是宣布谁是敌人，但战争的性质不见得非要采取真正的血腥对抗，更多出自真实的战争意图。[21]所谓战争，便是与公敌作战，“战争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为了正义的理想或律法标准而战，而是取决于它与真正的敌人作战”。[22]真正的敌人，是人民心目中的共同敌人，与人民为敌便是公敌，人民的公敌即国家的敌人——政治上的最大敌人。故现代战争“不再以保卫君王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全体人民生存的名义而进行”，[23]福柯的此番说法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专政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1957年2月27日）。

敌人是“他者、外人”，是对我们的否定。唯有出现敌人，方能凝聚我方人心，加强群体的深度团契，保证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罗马共和国领袖为建立功业谋求连任，“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元老院面对人民不断高涨的物质诉求，烦不胜烦，就顺势发动战争，“设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对外事务”，转移实际矛盾，摆脱人民的无聊纠缠。[24]对人民而言，宁可容忍本族成员的粗暴对待或无情伤害，也无法容忍外族的恣意挑衅。

公敌的出现使人民的关系更为紧密，亲如兄弟——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遭遇共同的危难，虽然原是仇敌，也会联合起来的”[25]——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愿为共同利益一致作战；若没有共同敌人，内部会因立场的分歧而解体，陷入纷扰之境，人人为私利而盘算，甚至不惜与团体中的其他人员作战（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放弃进攻本能是不可以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人性使然）。除非再度确认外部敌人，形成新的敌友关系，否则这种内部混战不可避免。

相互猜疑、排斥的个体，遭遇公敌之后，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诱发高度的政治激情。敌人在“我们”的名下被仇恨，私怨转化为公愤，私敌上升至公敌，敌我矛盾成功出炉，一场场公然的大规模压迫在所难免——“捅了冯兰池，还有张兰池、李兰池”（《红旗谱》），“杀了南霸天，可还会有东霸天、西霸天”（《红色娘子军》，“东霸天，西霸天”的说法，出自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唯将个人仇恨转化为普遍的阶级仇恨，方可显出强烈的政治意义，以此论证革命的正当性、必然性，使暴力合法化、正义化。

私敌（我的敌人）的出现是偶然的、随机的、非常态的，公敌（我们的敌人）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须的、常态化的。公敌并非与个体私利冲突的结果，仅因与我们不共戴天，即便对“我”没有任何敌意或敌对行为，仍属政治敌人之列。公敌关乎阶级、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生存论意义上，他们必须被彻底摧毁。“政治上的敌人无须遭到个人的痛恨，只有在私人领域，去爱敌人，即爱仇敌才有意义”[26]，是的，我可以原谅并接纳仇人，甚至“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但无法原谅人民的公敌，个体之间的宽容虽困难重重，毕竟不失这种可能，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27]，换言之，个体恩怨可以妥善化解，相反，群体性矛盾（如阶级矛盾）永远处于冲突之中。

（2）

一旦没有了敌人，政治随之消失；一旦不愿划分敌友，政治随之终结。由于你死我活的敌友关系，造就旷日持久的激烈政治对抗，相互反馈而又互相刺激的放大机制，彼此撕裂，趋于极端，“每一次具体对抗的程度越接近极点、即形成敌-友的阵营，其政治性也就越强。”[28]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意谓势均力敌的两方殊死搏斗（有毛语为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事关阶级对抗，《共产党宣言》未有新鲜见解（阶级斗争及群众历史的学说出自法国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利），其魅力在于以“阶级斗争”取代黑格尔的“民族斗争”，并以先知般的预言宣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乃人类历史辨证发展的顶峰，不仅是唯一的、终极的绝对矛盾，亦为人类最后一战[29]（这正是希特勒的思维，不惜发动一场千禧年式的终极之战、绝对之战——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然而，“人人都可随意发动战争，却做不到随意结束战争”[30]）。

首先留意“人类”一词。施米特与马克思皆持敌友论，但施米特否认“人类”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人类没有敌人”，且征用“人类”这个概念，“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比如说，否认敌人具有人类的品质，宣布敌人为人类的罪犯；借此，一场战争就会变得极端非人道”。[31]其次留意“最后”一词。正如《国际歌》所唱“这是最后的斗争”，犹如《启示录》天使与恶魔的决杀，无疑，“最后”一词很有感召力与诱惑力，让国人跳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以全新的视角接受西方现代史学的线性发展观。数千年来人类苦苦探求的历史之谜（历史的运行到底有其自身目的，抑或仅仅是无数偶然事件的叠加？[32]）行将揭破，“人类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毛泽东，1938年5月）。“末日审判”式的结局极大激发革命群众非同寻常的浪漫想象。

据话剧《钢铁洪流》改编的《火红的年代》（1973），讲述工人阶级破除重重障碍，坚持自力更生的故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妄图控制我国国防，阴谋未逞，便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一切供应，而此时中国舰艇制造急需一种特殊合金钢。在这场坚硬的“国际反修斗争”中，工人阶级自行研发，冶炼“争气钢”，以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合金，支援革命建设。唯科学论的厂长为及时完成任务而主张进口，与工人发生分歧。在工人阶级热切要求下项目上马，几经实验，生产即将成功时，骗取厂长信任的反革命分子应家培，在原料中混入有害杂质，结果发生事故。厂长决定取消生产，勒令炉长赵四海停职检查，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没有“一丝一毫怨言，还是一心一意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应家培再度预谋破坏生产，被高度警觉的革命群众当场捉牢，人赃俱获，“帝修反的封锁又破产了”。事后生产总结会上，革命群众纷纷建言，帮助厂长改正错误思想：

党支部书记：你依靠的是什么人，走的是什么路？……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你头脑里是越来越淡薄了……

工人老师傅：为什么像应家培这样一个暗藏的反革命会蒙住你的眼睛，因为你觉得天下太平了，分不清谁是自己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毛泽东与施米特的政治论高度重合。“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毛泽东之所以拒绝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保持政治决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因为“只要一个民族尚存在于这个政治世界中，这个民族就必须自己决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乃是一个民族政治生存的本质所在”，一旦失去自立的政治决断，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便被一笔勾销，若由异族规定谁是敌友，本族就不再是政治自由的民族[33]（东欧的曾经遭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斗争，尖锐的斗争”，于无产阶级，绝对的敌人便是资产阶级，二者矛盾不可调和（所谓绝对敌人，是先验的敌人，不证自明的敌人，即便我们与他们没有利益冲突，甚至没有照面的机会，仍愿与其死磕到底）。可是，若已经失去资产阶级生存土壤，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从何而来？阶级斗争又从如何谈起？资产阶级的清理完毕，意谓无产阶级随之消失。为强化阶级对立意识，只能树立新的敌人，不断革命，借由对新敌的不停否定，从而肯定革命的合法存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目成仇，修正主义被视为最具危险性的敌人[34]，宛如美国今日的头号敌人已非红色政权，而是迫在眉睫的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35]于是，革命不再寻索头号的抽象敌人，而是眼前的真实敌人——“孩子们，我们老一辈的工人都知道，混在工人队伍里的工贼比公开的敌人更凶恶”（《火红的年代》）。

界限令人苦恼，不许僭越，不容亵渎。正因如此，界限的存在激发侵犯意识，或专为被侵犯而存在，并鼓励侵犯，拆除界限的途径包括出轨、越位、违规。跨过边境冒渎领地，便属侵略，被视为敌人，这是显而易见、明目张胆的公开敌人；若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匿迹无形的敌人，不仅防不胜防，且对革命的打击更大。[36]西美尔曾言：“陌生人是群体内部的一个元素……他的位置既在群体之外，又在群体之中”，[37]所谓叛徒、内奸或工贼，既在群体之中又在群体之外的异质因素，并将“一些不可能从群体本身滋生的质素引进这个群体”，[38]他们可被定性为蜕化者、背约者、离弃者、违忤者、变节者，是对敌友界限的模糊、拆解、颠覆，因为盟友的挑拨离间比敌人的武装挑衅更具破坏，出自内部的质疑声音比外来的反对势力更其危险，内部敌人不仅使“我们”的形象出了问题，也使关于“我们”的知识出了问题，[39]之所以残酷对待异端，那是因为最可憎、最可恨、最可怕的敌人莫过于羊歧忘返者。[40]

政治状态是对自然状态的超越，狗的眼中只有狗的世界，猫的眼中只有猫的世界，因而，狗不会质疑猫的生存问题，猫亦不会质疑狗的生存问题，二者间没有敌对性，人类的世界才有敌人问题，“敌对性不是‘自然的’造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包含着超越自然的张力’。”[41]无数个“我”只有与他们遭遇才能变成我们，然而，绝对的“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有限者无法认识无限者，更不可能构设无限者，遑论与其为敌。因此，“敌人”具备相对性，与我若即若离，在某一方面与“我们”相似，假如与我们完全无关，不称其为敌人，虽然他们寄寓于世界，却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地位，既然他们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不被关注，也不与我们发生任何纠葛，故无法对其归类：正统或邪教、嫡传或庶出、同志或另类、左派或右派。所谓“同行相轻”，这个“行”必定与“我们”有着相当关系，譬如，象棋选手不会视围棋选手为对手，跳水运动员也不会以游泳运动员为对头。这一例子可能不太合适，但提示：敌人的形象和我们相似或接近，否则形不成对立关系，“敌人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外在形象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楚确实的，哪来的敌人呢？敌人并不是某种出于某一理由必须排除和因其价值而必须消灭的东西。敌人处于我们自己的层面。基于这一理由，为了要争得自己的范围、界线、形象，必须以斗争方式与敌人清楚区别开来。”[42]

既然政治的核心是敌人问题，政治的基础便是关于敌人的知识，由于关乎敌人的本质定义随政治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所以政治不仅依托、傍靠、因循知识，还生产、增加、积累知识。“一切政治的概念、观念和术语的含义都包含敌对性；它们具有特定的对立面，与特定局势联系在一起”[43]，这意味着敌友界限并非绝对清晰，而具备相对性与模糊性，须按具体的政治现实来正确理解人际关系，换言之，在确认敌人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依据“特定局势”的需要，来树立“特定的对立面”。于是乎，抽象的绝对敌人随时向具体的实际敌人转化，并将相对敌人提升为人民公敌，因而，革命并非唯名论者，而是唯实论者。从绝对敌人走向相对敌人，从敌我矛盾引向人民内部矛盾，随实际敌人的不断转移，矛盾被持续扩大化或升级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中经抗日战争，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建国后发动的无数政治运动，接着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相对敌人不断变化，由外部的绝对敌人（帝封资）转向内部的相对敌人（地富反右坏），再扩展至所谓“叛徒”、“内奸”、“工贼”，总之，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当前主要的敌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山村新人》）。革命不再与绝对敌人纠缠，而是“开始捕捉‘客观的敌人’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才成为真正的内容”。[44]何为客观的敌人？要么偏移轨道，干扰革命路线的执行，要么背盟败约，不再追随正义事业，“可耻地叛变了革命”，要之，这些离心离德之徒是革命这架庞大机器坏掉了的零部件，妨碍斗争机制的正常运转。以毛泽东的比喻，他们是“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1945年4月24日）。

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乃因“革命党人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毛泽东，1955年5月）。革命的蛔虫若不及时清除，就会诱发疾患，甚至突变为致命的病菌或病毒，危及健康的革命肌体。所谓“政审”，便是一道严格的把关程序，对欲进入主流政治生活者的层层审查，谨防“革命的蛔虫”或“政治的微生物”钻入革命的“肝脏”。

政治扒手或政治流氓防不胜防，可以不理睬绝对敌人，对相对敌人却不可疏失，相对的敌人即实际的敌人。“政治的核心并非绝对的敌友关系，而是区分敌与友，并以此二者为前提”[45]，这一论断非常重要。真正的矛盾并非出自外部，而是来于内部，日日重复反帝反修，那是虚招，内部敌人才实实在在，恰如屋外的暴风骤雨无关痛痒（隔窗遥望，甚至有欣赏的意思在），屋内的兄弟不和、姑嫂勃谿、婆媳斗气却货真价实。《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20声明——赫然印在《人民画报》1970年8月增刊封面——发表翌年，基辛格悄悄访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南海与尼克松握手解怨，接着尼克松游走各个宴会，与高层干部觥筹交错、杯酒言欢（数月之后，美国“走狗”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随即莅华）。中、苏、美（我你他）的三角关系顿然发生微妙变化，同为兄弟的中苏与势难两立的中美及不共戴天的苏美之间，其或明或暗的角力更其扑朔迷离，亦扣人心弦许多。临别时，毛泽东不忘嘱咐尼克松：我们的报纸照样骂你们，不要看我们说什么，而是做什么。可谓一语道出天机——在危如累卵的复杂局势与履薄临深的惨澹环境中，毛公以娴熟的敌友论从容应对，保持一种最佳的政治平衡。

二战后，从人生巅峰跌至谷底的施米特，目击国内、国际政治风云的突变，理解敌友问题透彻多了，《政治的概念》发表35年后，第三版（1963年）有句补注：“谁若同一个绝对的敌人——不管是阶级敌人、种族敌人，还是非时间性的永恒敌人——斗争，他对我们划分政治标准的努力就不会感兴趣。”这话什么意思？

列宁作为“打内战的职业革命家”，他实在走得太远了，以致不断将相对敌人升级为绝对敌人，施米特批评列宁这种做法，而赞扬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战略：将敌人相对化、实际化、具体化——找出身边真正危险的敌人。政治风向变了，敌人自然也就不同了，为应对更其凶险的政治环境，必须及时制定全新的斗争策略，便于准确而有效地狠狠打击地人。成功的革命不会无谓纠缠抽象的绝对敌人，应该依势而变，针对具体的实际敌人，即，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提炼相对敌人，而非以理论文本抽取绝对敌人。靠游击战起家的毛泽东善于正确把握政治关系：游击队的乡土品格及高度灵活特征，决定其眼中只有实际的敌人，没有什么绝对的敌人，“实际的敌人并不会被宣布为绝对的敌人，更不会被称为人类的最后敌人。”[46]

真实的敌人不会只有一副固定表情，等待革命者的捕捉，而是面孔多样，随时改换，更具欺骗性，因此，快速而精准的确定实际敌人，是革命成功的首要保障。清除绝对敌人，仅是革命口号，并止于口号，革命胜利后，内部因不满利益、权力的分配，或不容信念、立场的分化，人际再度重组，厘出新的对立阵营，隐伏的真实“敌人”被挖出，新一轮的敌友论喷薄欲出。影片《伤疤的故事》可资印证，退伍军人陈友德回到家乡组织农业合作社，因观点不同与坚持单干的哥嫂干了一架：“我现在体会到，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在战场上打仗也差不多啊，不同的，在战场上只是和敌人斗争，在村里呢，除了和敌人斗争，还得同自己人斗争，这种斗争啊，有时候也得流血啊！”这显然出自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1953年6月15日）。

敌友关系“不取决于某一预设的规范”[47]，哪怕擦得再干净的皮鞋，搁在餐桌上也是秽物；哪怕色香味俱全的蛋糕，不慎落在枕巾上，也令人不爽。[48]敌人具备相对性，从而是不确定的，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换，并不存在预先设定、不可更改的绝对敌人，而在反复的政治实践中确立相对敌人，据革命的实际需要重新估测、评价、筛选、过滤、提取敌人。阶级斗争的目的是铲除阶级差异，最终取消阶级冲突，人类从此跨入大同。从理论上说，绝对敌人可以消灭；但相对敌人无所不在，随时可以制造。譬如，地富反右坏（尤其后三类）的提出，几乎所有人都可划入其内[《箭杆河边》（1964）中的贫农二赖子跑趟买卖，就被整成四类分子；《花好月圆》中农糊涂涂不加入合作社，“还得扣你个富农帽子呢”]，“相对”这一概念将敌人的面目模糊化，打击面扩大化，以至暴力持续升级，伤害性动作普遍发生，紊乱的相对敌人带出毫不紊乱的敌对状态，不仅从理论且从实践角度杜绝了革命的终结。

一幅军事地图，哪些是中立国，哪些是敌对国，哪些是盟友国，黑白分明，了然于胸；一幅政治地图就令人困惑多了，犹如冲洗一张黑白照片，如何把握灰阶却有着相当的技术难度。对敌人的设计并非明确，多有模糊、含混、犹疑、随意、自相矛盾，甚或被迫制造（譬如，按比例划成分，按定额分右派），实属革命的无奈之举。古希腊哲人色诺芬撰述《希耶罗》，其中，僭主对食客西蒙尼德斯大倒苦水：“回到自己的城邦却还要时时想到，现在身边的敌人甚至比以前还要多……不只是看到敌人就在面前，看到的四周都是敌人。”[49]希耶罗的担忧正是柏拉图的告诫：“对外警惕敌人，内部注意朋友，以致朋友不愿，敌人不敢危害城邦。”[50]

深信善恶势不两立的罗伯斯庇尔当众演讲：“在公会里就只能有两个党派：好人和坏人；爱国人士和伪善的反革命分子。”[51]可是，果真能将不同人群划为非此即彼的敌友阵营？由于敌友关系并非黑白分明（以毛泽东的说法，人除了分为白色与红色外，“有些人是灰色，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亦未见清晰界限，存在大量可做主观决断的灰色区域与中间地带，正因敌友边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为生产敌人打开缺口，局面最终失控，展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相对意识公然挑起并放大敌对意识，全民相互为敌，彼此仇恨，瓦解人际之间最起码的信任与合作。即便没有阶级斗争，也要为阶级斗争造势，因为阶级斗争并非仅仅体现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残酷肉搏，更是不同世界观的无形较量（如康生提出：阶级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亦体现于思想上和政治上）。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透视人事，凡不对革命的口味，皆冠以“反动”二字，摁倒在地啐上几口踢上几脚。被反复狎玩、戏耍、愚弄的八亿人民被推向政治的波峰，在不可收拾的对抗中，炮炼了一套又一套无比精致的整人文化——或求自保，或求腾达，使尽种种卑劣手段，相互作践，相互糟蹋，“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成了政治清洗的常态。然而，在彼此啃咬的年代，没有谁是安全的，也没有谁可以声辩自己的无辜。

敌友思维难以磨灭，人类据此进入斗争状态。柏拉图《法律篇》的雅典来客追问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克里特人，该如何理解“秘密的战争状态”？答曰：人除了在公共空间彼此为敌，还在私人空间与自己为敌：战胜自我，无比光荣，最可耻之事则是被自身打败。[52]对卢梭而言，敌人就是每人心中的私意，它与永远正确的公意相逆。[53]

敌友意识不仅难以磨灭，且见缝插针，即便独自一人，也可与自己过不去：

“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跟自己的脑袋瓜子斗”（《老兵新传》）[54]

既然“斗争”是革命的经典语汇，故革命的最终逻辑：人人形迹可疑，人人都是敌人，并互为敌人，甚至敌人伏于每人心中，以自己为敌人（譬如，“狠斗‘私’字一闪念”）。每位个体与自我展开不懈斗争（所谓自我批评：自我围绕自我的艰难而决绝的斗争，实现自我清洗），“我”分裂了，视自己为革命的敌人，主动接受屈辱，自我苛责，自证其罪，自我归罪，最终真的觉得自己有罪，以期彻底实现自我改造和自我新生。然而，脱胎换骨式的洗心革面，却跟不上革命发展速度，显露了革命人民不善把捉革命形势的窘态。

根据切身的政治化生存境遇，革命的枪口对准实际的敌人，是敌友论的关键所在，“实际的敌人”这一概念，“可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媲美”，它“击中了要害”，导向的可能结果只有一个：不断革命论。敌友关系不断裂变和重组，不断分化与汇集，耙出远近亲疏尔后归位，在联合之中寻求间离，在聚合之中策划瓦解，人际之间永远制造紧张——紧密团体出现暂时松动，只是为了团结更其紧密，并在团结之中谋求紧张（对革命来说，光有团结还不够，尚需疏离，打造同志之爱的同时在同志之间经营紧张氛围，以毛泽东的直观比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由此观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生活八字方针，虽令人极度费解，分寸亦不好拿捏（包括“民主集中制”这一含混的政治术语），却有其政治现实考虑的合理性。

之所以处处提防陌生者，乃因臆想“敌人无处不在”的恐惧心理作祟，革命政权这个现代利维坦一旦建立，无人能够轻松使其就范。革命机器疯狂寻找猎物，胃口惊人，革命者造就了革命，但革命者最终被革命浪潮淹没，好比一条凶猛毒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最终吞噬自己。

所谓相对敌人，部分是宗派斗争或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如影片《山村新人》台词：“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不可思议”），以阶级斗争为辞，扳倒心腹大患（参看相关影片《牛角石》《沙漠的春天》，这一势头在延安整风时期便已出现，借整风之机打压异己）。与雅各宾相较，吉伦特算是温和派，就是这样一个温和派疾呼：失势党应被彻底铲除。结果，吉伦特派领袖先后被送上断头台，以自己的性命兑现这一残酷吁求。革命精英被更激进的革命战友待为反革命（图像生产亦如此，《红旗谱》这样一部非常革命的故事，在更激进的革命冲击下，沦为反革命故事，变成“黑旗谱”或“白旗谱”，行政部门下达“三不”禁令：不准借阅、不准再版，不准放映），这是陶醉于权力的革命者无法逃脱的宿命，“突然在他背后出现了一个对他更严重、更厉害的敌人——在昨天的弟兄身上，萨兰突然看到一个新的敌人。昨天的弟兄原来是更危险的敌人。”[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