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就是命运 |
| 日期：2012-11-22 22:38:46 来源：谢宏声官方网站 |
| 政治就是命运 “我”之确认，依据“他”的在场，他人的出现，不仅见证我的存在，实现我的意识，亦设置我的地位、立场、身份与处境。说出“我”时，这个“我”虽是具体的，却又是空洞、抽象的，“我”唯有实体化，比如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基督徒，我是青龙帮、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是艾滋病患者，等等等等，将我归类，方可认识自我，获取精准定位（对个体独特性的表达，准确而行之有效方式是绘制基因图谱，但没人希望视“我”为一系列基因编码，更愿从社会、文化、信仰等角度实现自我确认），换言之，我作为共同体而存在，“我”之下聚集着“我们”——“我是我们，而我们是我”——“我们”暗含一种关系的接近。[1]推崇赫尔德学说的以赛亚·柏林接受采访时曾说：人之根本需求是归属于某个共同体，“归属的意思是，你说什么，不必多作解释，大家就能了解；你的姿态、语言、所有参与交流的因素，无需经你熟悉的人作介绍，大家就能把握……寂寞并不意味着你离群索居，真正的寂寞意味着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理解。”[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类群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是谁？”的另一种表述：“谁是他们？”对“他们”的界定，依据“不是我们”来确定；或说因为出现了“他们”，所以更其强化了“我们”的意识，对“他们”的识别、识破，便是对“我们”的最好认知、认证。“谁”（Who）如同“什么”（What），二者皆为疑问代词，是对清晰的盘查，对本质的追究。针对“他们是谁？”这一问题，首先讨论、研究，而后总结、定义，最终达成共识，恰如纳粹法庭对犹太民族的清晰定义，“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没有留下无人空间”，以防出现“晦涩的、混乱的、可上可下、模棱两可的语句导致相互抵牾的解释”。[3] “他们”是分析的产物，是知识的产物，以知性认证在“我们”与“他们”之间作必要的分殊，䌷绎“他们”的消息之后才能懂得“我们”的核心利益与核心原则。作为“话语”的知识，是一套“调校”机制：其一，知识是一种归类，获取关于“他们”的准确知识，方可看清并纠正“我们”的本己形象；其二，知识是行为的变量，影响实际行动，某种知识一经提出，行动者依据所获知识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其三，知识可以转化为直接的政治动力，引导现实发展方向（如“文明冲突论”一旦抛出，势必左右美国外交政策，马克思“阶级冲突论”导致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根本改变），行动者以所获知识套用现实，应付所处环境，设计深思熟虑的交往策略，并付诸实践——由确切的知识，引出有针对性的任务，制定有步骤性的计划，从而展开有方向性的举措。 “我们”与“他们”因立场不同而拉开距离，空隙之间塞满无法冰释的前嫌，冻结了接近。若没有立场冲突，就不可能产生排他意识，自然就没有“我们”的意识。“我们”因共同立场而联合，因共同事业而聚集，并因共同危险而战斗。若对“他们”的定义含混而模糊，内部难免发生争执，影响团结，以至分裂，为反对邪教诺斯替而汇辑《圣经》文本，目的仅为强化正统基督教的内聚力。 立场规定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界限不甚清晰之处（如产权或边境），最易引发争斗，激活仇恨，一如权力等级模糊不清，权力争夺在所难免，唯有确立稳定权力秩序，公开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独自一人当学会如何自处，若两人面对面，便发生伦理关系，若三人走到一起，便产生政治行为。[4]鲁滨逊困厄孤岛，不存在伦理与政治疑难，唯一问题是怎么生存；星期五的闯入，打破鲁滨逊的宁静，伦理关系顿然形成；随食人族、异域客、航海员相继出现，数方关系更其复杂，激烈对抗徐徐展开。三人不仅是简单的人际关系，还是必要的契约法律构成（至少三人以上才谈得上契约法律：两位陷入权益之争的行为能力人和一位不偏不倚的仲裁者），更是复杂的政治现实，政治可以还原为任一地点、任一时间的“三元关系”，两人联手反对另一人就形成政治关系，“不管三人是处在自然的、法律的或超自然的关系中，也不管三个人是否都在场，只要有三个人便足以形成政治”。[5] 任何人际关系无法游离第三者（“我”与“他”之间往往夹杂一个“你”），你“不仅是一个接近我的人，同时也接近了接近我的人”。第三者的介入，搅乱了我与他的清晰关系。两人遭遇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没有任何中介的伦理性实践，三人以上，便孵出迂回的、间接的、无限开阖的政治化行为。诸多文论通常遵循“我-他”的理论模型，固然可有效分析人际实践，缺陷是无法套用交错、复杂、微妙的人际互动。引入“第三者”概念，抽象的理论模型可还原为真实的现世原貌，面对面关系被打破，多相人际藉以彰显。“第三者”这一角色微妙（譬如，“外人”以古希腊语解，兼及客人与敌人之意），非敌非友，或敌或友，可疏通人际瘀结，可挑起人事纠纷——既有第三者介入化解家庭纠纷，又有第三者插足破坏家庭和睦；既可增进我与他的友好相处，又可激活我与他的矛盾冲突。要之，因第三者这一中介的出现，人际不断分化、重组，或统一、强固“我们”的联盟，或瓦解、间离“我们”的情谊。[6] 当施米特提出政治的标准是划分敌友，其实涉及第三者概念——我、敌、友（即我你他，当毛泽东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时，表达着同一意思），“你”是不固定的，不牢靠的，或接近或远离我，随时可转变为“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清党，毛泽东事隔十八年后仍在感慨：“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 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腥风血雨的斗争状态，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是摆脱自然状态，自然人为保全生命而制订契约，社会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结束人际间的威胁性对抗（人与人相安）；施米特的国家理论则重新进入自然状态，再度开启威胁性搏击，对他而言，政治状态就是自然状态（人与人为敌），而政治家的政治目标是不断撇清敌友关系。可见，霍布斯与施米特对政治的理解有异，其最大差别是否存在“第三者”。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施米特的政治状态是“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战争”，前者既然是“一切人”与“一切人”决斗，因而只有敌人没有朋友，人际关系是非政治的，社会尚未进入政治状态；后者是“一群人”（我们）对抗“一群人”（他们），这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人”（你们）作为潜在的联合对象，而“群”是可以分化重组的，这种应然的政治化行为预示着人类迈入了实然的政治化社会形态。 敌对状态是再正常不过的生存性事实（无论真枪实弹的公开战斗，还是腹诽心谤的暗中发泄），更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一切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惜乎，韦伯这一著名论断只说对了一半。即便剑拔弩张的紧迫对峙，不必然是政治争衡，纵然嬉皮笑脸的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足以产生政治实践。政治是权力的角逐与分配（如韦伯认为“政治”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7]），这一过于经验化的说法不太准确。权力问题，虽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但尚未触及政治的真正本义，政治与权力的关系，一如政治与利益的关系，政治问题虽牵涉利益问题，但利益问题不能全部归结为实质的政治问题。当美国决意单独攻打伊拉克，仅属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若在联合国、欧盟、北约中游说，希望授权出兵或联合出兵，便属典型的政治行为——拉拢朋友，打击敌人，并寻求道义支持，以便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不计前嫌的“化敌为友”（如建立外交关系）或反目成仇的“化友为敌”（如报复性撤走驻外使馆）构不成政治，前者可能出于经济考虑，如扩大双边贸易，加强交流合作等等，后者就像小两口吵架，赌气离家出走。[8] 我、敌、友三者形成犬牙交错、盘根错节的政治纠缠。[9]在纷难繁杂的局势中，如何正确厘清敌友、及时实现人际间的分化重组，方能点中政治的要害。约书亚和耶利哥对阵之际，一人忽地拔刀站立面前，约书亚的第一反应：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约书亚记5:13）。在危机面前，约书亚不忘其首要任务是分辨敌友。单纯地与谁联合或与谁对抗，达不到政治的诉求，更上升不到政治的高度；与谁联合而对抗谁（或为了对抗谁而联合谁），便是地道的政治行为，再简单说，当两个人走到一起，对付另一个人时，政治就诞生了。能否在适当时机、恰到好处地把握敌友关系，运筹帷幄，制定策略，以沉着应对当下态势和未来走势，可藉此评判是否算得上深谋远略的政治实践，或成熟老道的政治智慧（现代中国史，真正从容耍弄政治的大家是毛泽东同志）。“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应变将略，端赖事态如何成型、又如何展开。 人之天性决定人必然生活于政治状态，无论愿意与否，每个人皆身处敌友的政治环境。由于人是群居动物，置身某一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归队，没有所谓中立，必须选择立场，即便极不情愿的选择（倘若误判形势，站错了队，不免招致政治祸端），古希腊哲人彼亚斯以一种无奈的但又高明的方式处理这一难题：“宁愿在敌人之间，而不是在朋友之间作出裁决；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他肯定会使其中一个朋友变成敌人，而在前一种情况中，他完全可能使其中一个敌人变成朋友。”[10]由此观之，一切皆为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因而“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1942年5月）。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便发生政治，若“一旦某人不具有政治性，他便不再具有人性”。[11]1943年，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脱稿，受施米特影响，科耶夫修改了历史终结说，就算历史终结了，政治依然存在，保持着旺盛生命力。 政治就是命运，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会与政治不期而遇。政治既是一个点（坚如磐石的阿基米德之点），又是一张网（不断拆织的珀涅罗珀之网）——说它是点，乃因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围绕它而运作，以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点撬动生活，此端导出的力波及另一端，既是人际的出发点，又是人际的落脚点；说它是网，乃因这只网由敌友关系的精密丝线编织而成，织了又拆，拆了又织，在人际之间不断组合，以重设人际秩序的方式，来结成社会秩序。 人际关系为政治关系提供表演舞台，政治关系反过来重新排列人际组合。影片《灯》有句台词：“政治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确，政治渗透日常生活，亦渗透人际互动，人际交往是对政治景观的最准确传绎，政治景观是对人际交往的最真实再现，二者如秤锤不离秤杆。政治化生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人之生存意义是通过参与政治而展开，并在政治意义上获致确认，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以为没有公共的政治生活，就不可能孕育民主，故不愿参加政治的人是白痴[白痴（Idiot）化自古希腊词，意谓“不搞政治的人”，此词虽不包含白痴的今意，但的确略表轻蔑[12]]；马克思则对“政治冷淡主义者”示以强烈鄙视，这些人如此“愚蠢”，应该“滚蛋”。[13]既然任何人类事务“在其潜在意义上都是政治的”，那么就需以政治的眼光理解社会，以革命语言表述：“看问题，要用政治观点”，并“考虑政治影响”。倘若不愿趟政治生活这滩浑水，自会有人摇唇鼓舌，呼吁并敦促群众加入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一文，以列宁对苏维埃的定义套入延安民主模式：“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群众”进入政治生活之中。[14]影片《东港谍影》（1978）图书室管理员夏芸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组织的帮助下，她卸去心理包袱，认清了形势，未婚夫黄振颐激动万分，紧紧握住她的手：“这是党给你第二次政治生命。”之所以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乃因夏芸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际遇并非生活的偶然，而是政治的必然，所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性事件。 神学家阿奎那接手亚里士多德名言“人是政治动物”，将其改译为“人之本性要过政治的生活”，此论不虚。古典政治哲学大家列奥·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学说颇为不满，乃因海氏的“此在”是没有政治的存在。 [1] 样板戏《龙江颂》（1972）有如此台词：“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是贫下中农。” [2] 贾汉贝格鲁：《柏林谈话录》，第83-84页。 [3]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65页。 [4] 伊壁鸠鲁写道：“懂得规避外在威胁的人，总是能够广交朋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不与他人为敌；如果连这点也做不到，那就独自待着，尽可能与他人保持距离。”拉尔修《名哲言行录》10.154。 [5] 迈尔：《施米特的教训》，第67-68页，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348页。另见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第38、74页。 [6] 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策士实际上就是第三方，行走于各国诸侯，以巧舌如簧的政治游说，使国家之间或联合或分化。 [7]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248页。 [8] 2010年7月，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发生龃龉，随即断绝外交关系；仅隔十数天，为了“加强在经贸等多领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两国忽又高调宣布恢复外交。两个拉美大国的聚散离合简直像小孩子玩过家家。 [9] 赤壁之战是经典案例。孙刘联手抗曹，曹败走华容道，诸葛亮经关羽之手故意将其放走，维持既定局势（顺便让关欠自己一个人情）。相互牵制的均衡状态一旦打破，结局必然是孙刘直接对抗，此时基业未稳的刘备尚非孙权对手。诸葛亮利用第三方势力，为蜀国争取发展空间，为三国鼎立局面创造条件。 致力于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发动数场与周边国家的大规模战役，普奥之战对方节节败退，即将大获全胜之际，俾斯麦却反对穷追猛打进军维也纳，因为他强烈预知普法对抗不可避免，放弃乘胜追击是出于奥法联手的顾虑。 [10]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1.87。 [11] 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第18节，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第201页。 [12] 利茨马：<苏格拉底·色诺芬·维兰德>，朱雁冰译，色诺芬：《会饮》，第180页。 [13]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9页。 [14] 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4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