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影片《丹东》（1983）有组镜头：丹东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同党纷纷就捕系狱，囹圄中困顿的著名报人卡密尔·德穆兰焦躁不安，对法律却怀有一线希望：“我们会打赢诉讼的”，狱友菲利浦奥克斯的回复相当冷静、明智、果断：

“不会的，这是一次政治性的审判，跟正义无关。”

古典正义观中，基于自然的正义比基于法律的正义好，而政治的正义必然依据法律。[1]但深信“成功的革命必须无情”的罗伯斯庇尔坦承：“虽然正义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其实革命法庭的审判不可能是公正的”（赤色党人彭湃亦有近似说法：“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罗伯斯庇尔义正辞严告之检察官富基埃·丹维尔：“你要维持正义，我们把共和国的敌人送给你，你的任务不是评判他们，而是毁灭他们。”审判过程中，不准证人出席，不允自由抗辩，最后干脆禁止当事人开口说话。处死丹东后，国民公会于1794年颁布牧月法令，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于共和国的政治敌人，只有一种刑罚——死刑，因为“革命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应当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敌人。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管理的工具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这个工具就同时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2]

将恐怖等同正义，进而等同美德，以铁血著称的罗伯斯庇尔有如此言论不足为奇。阴森的革命法庭，以革命人道主义之名，依托“司法正义”，铲除共和国的敌人，演绎一部“司法正义下的暴力史”。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讯问，“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诉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惩艾，甚至“态度”也可入罪（态度恶劣，罪加一等），影片《神圣的使命》（1979），年轻工程师白舜被诬，气愤的他顶撞了审判员，结果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科以15年有期徒刑，“为什么要判15年，这里的革命意义不是很清楚嘛！”（纳粹时期的高院亦有如此规定：单凭行为来判案是不够的，“行为所反映的态度才是决定性的”）。而且，当事人的行为并不重要，思想根源才是案件关键，换言之，革命法庭对行为本身不感兴趣，关心的是诱发行为的思想，因为行为与思想必然有着果因关联——错误的思想从何而来？受谁影响？受谁指使？又传染了何人？目的何在？前因能够导出什么不良后果？影片《暴风骤雨》批斗造谣者的审判会上，狗腿子韩长脖縠觫伏罪，承认自己散布谣言，然后狠抽嘴巴：“都怪我嘴不好，都怪我嘴不好”，农会主任赵玉林见状很是不满：

“嗳，嗳，嗳，你光打嘴巴子没有用，你得说出个根来。”

革命法官寻因访果，究诘思想来源，惩罚对象由行为结果移至行为动机，并非针对“犯罪”的惩罚，而是瞄准“罪犯”的惩罚，因为，犯罪行为无关紧要（蚍蜉毕竟难以撼动革命这棵大树），罪犯本人的思想才危险无比，因为无形的思想可以迅速传导他人，进而对革命的正当性生发群体性质疑（影片《年青的一代》设置两位专供批判的靶子：严教授和吴形。前者持“资产阶级观点”，走“白”“专”道路；后者是纨绔子弟，“寄生虫”，不服从组织分配，整日游手好闲，“灵魂腐朽，浑身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他们属于败坏“年青一代”的顽强力量——跟着严教授，“只会离工农兵越来越远”，与小吴“泡在一起，精神空虚”。严教授和吴形在影片中从未露面，却是无形的腐蚀）。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引用一则小故事：马尔西亚斯梦见自己切断狄欧尼西乌斯的喉咙，后者得知后，立即将其处死，理由是：若白天不这样想，夜晚就不会如此梦。孟德斯鸠不由惊呼：“这是大暴政！”就算马尔西亚斯确实闪过这一邪恶念头，但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就不应遭受任何处置，“法律的责任只是惩罚外部的行动”。[3]但是，革命法庭全然不予理会资产阶级法学家这套混淆视听的胡说，而是深文周纳，设置一项虚无飘渺的“思想罪”（既然思想都可入罪，那还有什么不可入罪？），如同中世纪的神学教规等于政治信念、法律信条，《圣经》类似宪法，经文可作科刑根据——甚至动一下“邪念”都是犯罪（马太福音5：28）。犯罪不光指行为的违规，也包括语言或文字透露的不端思想，革命法官以断章取义作为信据（所裁处的种种文字狱令人瞠目结舌，一部惨烈的文祸史走到极致。施特劳斯津津乐道的“迫害环境中”的“写作艺术”完全不适用于革命国家，因为，即便是政治完全正确的歌德式文章，亦不难从中逮着把柄），将罪犯的思想与行为并入法庭审理范围，先罗织罪名，再找寻材料予以佐证，收集量身定制的反革命言论，以便夯实罪状，真可谓用心良苦、迫不得已，不然，革命的安全何以保证？尤其荒谬，上级领导的一次权力暗示，或革命群众的一封匿名来信，便可启动定罪程序，衍至极端，革命派的“一张嘴就是法律”，陷人于无休止的审问、调查和拘押当中。

较之黑色宗教法庭的残酷性，红色人民法庭似有过之，审判者要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从罪犯嘴里掏出符合革命法庭预设的全部想象。革命法官喜欢一窝端，一案往往牵涉他人，株连众多（同情者也难逃一劫），其讯问逻辑是习惯性的猜测：“后台是谁？”、“由谁指使？”若没上面部署或某人策划，岂能有反革命行为？总之，“先摸清思想，再刨刨根子”（《渭水新歌》），反革命多以“集团”的形态被挖出。

自古希腊以降，何为“法律的正义性”被反复探讨，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法律应该有助于善政，并促成邦民的正义感和善德感；[4]以伊壁鸠鲁的理解，所谓良法，至少不应调唆人际冲突。[5]但是，革命法不仅在人际之间制造是非争端，尤其可怖，还追逼家人举发家人，让亲人互为敌人。《坚决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每个爱国公民的责任》一文写道：

如果在自己的亲戚朋友中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就要坚决地检举出来……有些人怕检举了亲戚朋友伤了感情，这些顾虑是不应该的，因为为了保卫人民革命事业，我们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因亲情与人伦之故不愿揭发家人，是“极端错误”的思想，因为：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虽然表面上装着是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他们对一切善良的人是刻骨仇恨的，是和我们不能两立的。所以，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人民的死敌。既然是敌人，我们就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对敌人绝对没有什么感情可说。

此文列出父揭发子、子检举父两例案件，大加赞赏，作为革命典型予以推广：“简卓松和李达枝的大义灭亲的爱国举动，都受到了表扬。”[6]当《惩治反革命条例》《刑法》《刑诉法》一再规定亲人（父母、子女、配偶或戚友）有举报或作证的绝对义务时，不单单是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之冲突，亦是敌友论思维自然而然带出的立法理念、司法政策与法制实践。

第一章提及，所有亲情、人情、友情、爱情须置入阶级感情的框架，予以衡量并裁夺，既然革命要求阶级利益大于任何其他利益，故可以置人伦常情于不顾，为残酷打压敌人（及减少司法成本），当事人的家庭被革命法官推入两难境地，在人伦与法理之间痛苦徘徊，被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若不愿落实家人的罪行，本人就有坐牢之虞（甚至诱导部分心术不正之徒做出荒唐之举），可惜，大义灭亲者并未就此侥幸逃脱革命法庭的严厉审判与惩罚。

革命式审判为强化打击力度，除拉人下水，还拖累旁人，罪犯的家庭自不能幸免，痛尝委屈与羞辱。此种做法有其理据。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道：“农民入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每家五口计），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便约有一千万。”反右期间，毛公再度搬出这套学说：“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如椽大笔一挥，便为革命法庭的审判定了向。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家庭的命运与个体的命运紧密捆绑，不仅基因可以遗传，思想意识、道德水准或政治身份也可遗传，或一人飞升，仙及鸡犬，或一人遭难，殃及池鱼。即便以专制著称的暴君罗伯斯庇尔对株连家庭的羞辱刑也深感“不寒而栗”[7]（被波普尔视为专制思想鼻祖的柏拉图亦不赞成连坐式惩罚：若父母犯罪，子女不该受到牵连，甚至应“得到尊敬并赢得赞誉”，因为虽由父母养育，却没有沾染父母的恶习，足以证明他们“精神可嘉，坚决避开邪恶，抓住善行”[8]），革命法庭却认为这样严肃处理案情并无不当，并迫不及待地将“亲亲相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罪人不孥”的古代法制思想当作封建糟粕决然丢弃。因为对革命者来说，伦常与律法并非社会习俗的积淀，而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而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既然如此，新的社会就应该有新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秩序。

合理不等于合法，合法不等于正当，正当不等于正义。无论强调道德中立的实证法学还是强调社会正义的自然法学，皆无法理解革命法，因为革命法的制定并无明确的道德依据，却依据思想-道德判案，即革命法庭的判案，已将道德纳入量刑范围，而罔顾法律文本，故革命法不可能是规范性的；又因革命法庭是强权政治，而非法治，其本质是屈从于革命意识形态，不断制造敌人，并剥夺敌人的自然权利，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加之统治者等同立法者、裁决者与执行者，革命法不可能是正义之法，不仅与程序正义无关，更与社会正义无涉。以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的参照系，如此有法无理、合法却不合理的恶法不是法。然而，革命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不是法律的法律”。

无论何种惩罚，必然是暴力的、强制的，伴随一定痛苦与伤害。无论以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刑罚观，还是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论刑罚观，皆强调惩罚与罪行的对等，罚不当罪无益于法之尊严。所谓惩罚，就是给罪犯以一定程度的不爽，没有哪种惩罚是让人舒服的，在设计上必然剥夺快感。[9]法律是规范，是底线，为行为设定界限，越界便属违规，遭受对应的惩罚。惩罚不仅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权利），同时保护规则自身。规则之所以重要，是为了防止社会脱序，陷入混乱，犹如公路上的种种标识，提示前方限速、出口、转弯或事故频发的高危地段等等，个人制定出行计划，自由选择之时避开风险，否则后果自负，若对他人造成伤害，还需承担相应责任，不仅保护出行人的安全，亦维护道路本身，时时保持交通顺畅，不为生活添堵。

规则一定程度是对自由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正是为了实现自由，规则之下，可免于权力的横加干涉。康德曾言：“不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人便是自由的”。关键这是怎样的法，即便所谓依法而治，也要看是依何种性质的法——保障公民权益，还是维护统治？如刑法，其目的到底是震慑罪犯，还是实施以眼还眼的惩罚原则，抑或规定何为犯罪？不同思路，便有不同法律内容。

马、恩直言：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以马列主义者的理解：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镇压，因而各个阶级皆欲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实现自身的阶级目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它一旦被认定为阶级的统治工具和暴力机关，便可明目张胆吞噬敌人。革命者接过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通过宪法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这是基于敌友论思维的“政治宪法”，而非“法治宪法”，将阶级范畴变现为法律概念，形成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受正统斯大林法学影响，革命法是专政工具，镇压敌人的手段（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刑诉法是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为“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由于革命者眼中“找不到‘你’，只遇到‘非我’”[10]，“非我”不属于我们，故革命法带有明显倾向性，针对“他们”设置苛细的法律条文，对其严加管束，予以残酷打击、镇压、清洗，而不能平等对待社会每一公民——1951年2月21日，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典出台，反革命罪列入头号罪行，量刑很重，占死刑半数以上（且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力”、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于反革命犯，不适用缓刑”）——以法律形式确定敌友关系，使敌我矛盾正式化、律法化、官方化、常态化。[11]

既然政治是划分敌友，那么，不必说明为何要“推行贯彻法律”，只须“展示谁是敌人”[12]；既然法律是服务政治的工具，那么，革命法的思维必然是打击敌人。在资产阶级法权看来，“人格是一切权利的集中体现，因此，国家保护其公民的人格是其首要的和最高的职责”[13]，但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目光理解社会主义法权，敌人没有人格可言，如“地富反右坏”、“臭老九”、“牛鬼蛇神”等等由国家命名的带有明显歧视和侮辱的称呼。鉴于革命法只能是敌对关系，而非契约关系（因为契约关系预设了公正的第三方），亦非法律关系（因为法律要求一位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它是有偏见、有偏袒的“有知之幕”，解开正义女神的蒙眼布，目光死死盯住敌人，因而革命法强调差别待遇，并非制定每人适用的法律，而是颁布针对特定人群的法律（甚至设置特别的条文来制造特定的敌人），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伤害某些人（某些阶层）的权利，使其利益受损，譬如，既然资本家、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拥有文化技术资本，那么就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此言已然告知阶级异己分子的不测之祸，早已失去追求幸福的权利。由于预先区分好与坏、敌与友，不为“非我”预留任何机会，谨防异端钻法律空子实现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意图，故革命政权只可区别对待，颁布大量用于特殊时间、特定人群的“特别法”，而无法制定一视同仁的“一般法”——不论何人、何地、何时都要遵守的法律。

以柏拉图的国家观：公正对待每一公民，乃国家的美德。良法是国家美德的体现，它赋予个体以安全感（亦保障个体基本尊严），不应有预设的敌友思维，但革命法完全不同：其一，有罪推定——因敌人随时制造，不确定将要到来的敌人是谁，故革命法无程序正义可言，事先剥夺某部分人的权利，或假定某部分人居心不良，予以严酷的非人道惩罚（既然“有罪在身”，却“拒不坦白”，逼供信成了常态），由于法律作为打击敌人的专政工具，革命激情随时僭越法律，激发残暴行径（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出笼后，正式将“以言获罪”、“思想犯罪”司法化，21种“阶级敌人”可被革命群众肆意打杀）；其二，类罪推定——因敌友之间未见清晰界限，法律条文亦随之模糊、随意、似是而非，诸多法规条例经常出现“其他”二字（《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亦见《刑法》七十九条），这些含糊其辞、弹性过大的条文，将打击面扩大化，亦为行政干涉和司法暴力留下余地，因为法律模糊一分，判案者的主观决断就前进一分，人治-专制的粉彩亦相应增厚一分。[14]

革命法甚至戏剧化、策略化、道具化、傀儡化，只为革命服务，是对权力关系的赤裸表达。由于革命法是国家主义的必备要素，强化而非限制国家权力，据形势需要，随时、随地、随意篡改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便于革命的任何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有法可依”，因而不可能做出谨慎的长期规建，以维护法律的稳定与尊严——“什么法律依据？需要就是法律，只有革命需要”（《神圣的使命》）。此话并非没有出处，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就已认准了这种“革命的需要就是法律”的革命法律观。[15]对于革命，法律秩序基于权威的决断，而非程序的规范，因为，权威的决断是秩序的保证，权力自身“足以奠定秩序”，无序仅仅发生在尚未被决断之处。[16]既然“权威证明了无需在法律基础上制定法律”，[17]法规条例的颁布时常出于即兴的决定，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公会屈于罗伯斯庇尔的淫威，没有什么荒唐法令是不能通过的。而无论出台何种错谬的政策，革命群众亦振臂坚决拥护。

法律就其本义，与革命针锋相对——约束革命、制止革命、抗拒革命——其功能之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正常秩序。“革命是从一个法权到另一个法权的过渡，它是法权的缺失，是对法权的绝对否定”[18]，既然革命（脱序）是国家（有序）的反面，对应的，法律则是革命的反面，从法的角度，所有革命都是无法的、违法的、非法的。然而，革命是没有法律意识的（革命元老董必武早已看到：“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长期轻视一切法律的心理”），果不其然，废除旧法体系（资产阶级《六法全书》），并压缩法学这门学科的生存空间（连同取缔司法部），革命政权制定了自己的新法（无产阶级革命法），却不受其约束，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法律的完善是经验的不断积累，但在革命法看来，资本主义法权极端反动，应像处理破烂儿一样赶紧革掉，清末民初开始艰难的宪政建设，被一笔勾销。然而，资本主义法权是否反动，值得探究，毛泽东也承认，斯大林如此践踏法制，在英美法等国根本不可能发生。

暴政的开端是法律的终止，[19]革命政权建立后，并非依法治国，而是依权治国，亦非以精致的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而长期以严厉无情的政策维护统治。即便有了法律，也迭遭行政干预（党委审批案子，红头文件代替法律条文，或用“最高指示”取缔宪法），以致出现公检法三堂会审，法院仅是“定罪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由于权大于法，以行政操控司法，司法不仅不能约束权力，且互相勾结，法律形如废纸，遂至有法制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政治斗争而无政治文明的糟糕局面。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却被权力任意猥亵，不仅道德被政治化了，司法也被政治化了——政法部门以“政治路线”安排司法实践，将具体法律问题上升至抽象的“政治大局”高度。无论政治路线，还是政治大局，都是变幻莫测的，这种变幻莫测源于革命意志的随心所欲，为了“正当”可以不顾及“合法”，属于决断论或专断论，其行为相当于一步到位、没有回旋余地的终极审判，杜绝了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的可能。法律徒成装点门面的漂亮摆设，公信力被大大折损，这一顽疾仍使今人隐隐作痛。[20]

政柄频发的违宪行为，却未遭到任何违宪审查，何也？反思文革影片《柳暗花明》，县委书记对造反派公然践踏法律发出控诉：“想不到在社会主义时期，为执行党的政策，人民还要付出自己的鲜血。可惜在我们的宪法上，对那些专门从事政治诬陷来染红自己乌纱帽的，还没有一条反坐的法律。”此话不确，且矛盾。即便有了这样一条“反坐的法律”，但为执行“党的政策”（即法律必须紧随意识形态的指示），而无法擅自行使。作为国之重器的宪法，是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规定人民的权利，约束政府的权限。所谓宪政，体现于违宪审查。但“人民”与“政府”合为固定词组“人民政府”时，问题出现了——提请宪法诉讼的主体是谁？不要说人民不被允许以宪法抗辩，就是人民法院也不得解释、援引宪法条文作审判依据，换言之，人民的权利无法得到宪法的支持，因为这是司法独立的预兆，是司法制约行政的演练，是三权鼎力之制的暗示，从而影响权力的决断与专断，显然不被政治容忍。这样的宪法，是一部不与现实发生任何关系的死宪法，编入教本，然后静静躺在各级人民法院的书柜中，无人理会，也无须理会人。

晚年柏拉图两部最重要著作《治邦者》（指出法治的必要）与《法律篇》（着手制定法律），标志其思想的转向：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哲人王统治国家，转向以法律管理国家。《国家篇》对政体的构想天马行空，要求邦民服从哲人王的统治，并受其调教，《法律篇》则直面现实，要求邦民服从法律的统治，培养正义感。依法治国虽谈不上最好，却也是次好，因为，即便如哲人王这样的灵魂卓越者，亦有其人性脆弱的一面，而人性的脆弱会有意无意犯下弥天大罪，甚至哲人王得政，不免私欲横生，滥用权力，使城邦陷入罪恶，故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即依法治国）是必然之途。[21]何为法律？柏拉图谓：法律乃治国的著述，亦即具有知识、富有智慧的治国者的著作。[22]身为哲人的柏拉图，毕竟对哲人王恋恋不舍，故灵魂卓越者虽不必为王，但要做立法者（由哲人做王转向哲人立法），真正的政治家是优秀的立法者，乃“权力的惟一正当归属者”。[23]哲人王亦要服从法律，愿做法律的仆人，由人治走向法治。古典法治观念对人性之恶保持高度警觉，故多少残留一些强制因素，而现代法治观念对权力之恶保持高度警觉，故要求“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法治的基本点很清楚：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24]

色诺芬撰述的回忆录中，雅典两大政治家有段对话：

阿尔喀比亚德：什么是法律？

伯 里 克利：凡人民制定的章程就是法律，它规定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

阿尔喀比亚德：法律指导我们做好事，还是坏事？

伯 里 克利：当然是前者。

阿尔喀比亚德：若不是人民，而是寡头制定的章程，是否法律？

伯 里 克利：凡当局制定的一切章程，都是法律。

阿尔喀比亚德：若僭主规定人民应当做什么，这也是法律？

伯 里 克利：是。

阿尔喀比亚德：那么，何为非法暴力？强者不是用说服而是用逼迫的手段，驱使弱者做强者想做的事，这岂不是非法暴力？

伯 里 克利：是的。

阿尔喀比亚德：那么，一个僭主未经人民的同意就强迫人民去做事，这岂不是非法？

伯 里 克 利：是这样的。我收回刚才那席话。

在阿尔喀比亚德的苏格拉底式追问下，伯里克利被迫修改观点，认为僭主制定的法律是不义之法。[25]

法律是政治行为的结果，由政治制度带出，而非相反。[26]对应于政制的好坏，法律亦有好坏之分，合乎或不合乎正义。[27]不同社会，法律的性质、功能多有不同。法律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表示？还是个体权利意志的表示？个人权利诉求先于国家利益且规定国家权限，或国家利益先于并规定个人权限，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立法起点；法律用来制约政府还是管控人民，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立法思路。当革命声称“法律是阶级意志（公意）的体现”，传达了何种意思？前面提及，无产阶级是美德的化身，因而革命的正义之法是无产阶级意志之体现，这种奇怪等式的建立并不奇怪。[28]姑且认为革命人民以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但革命人民随时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践踏，其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错位？这是由于：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与代表，法律最终是无产阶级政党意志之体现。国家是政党的国家，而非人民的国家，故出于维护党-政利益而非保护公民权利才制定法律，既然法律是专政之手段，而非“社会正义的保障工具”，根本不会在乎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公意-公权”的无情伤害而控诉无门，累累冤屈很快遍及红色大地。

革命法的出现是权利高度压缩、权力高度浓缩的后果，它,不是为了规范，弱化国家权力，而是为了专政，强化国家权力，故革命行为随时可能游离于法律，并高于任何法律。于是乎，“不是法律的法律”演变为“不法之法”。不在法的关系中的法外暴力，使非法暴力与合法暴力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革命的人道主义可以轻松蜕为革命的非人道主义。革命法上接法家的刑政传统：法制，而非法治，法等同刑，刑事内容大于民事内容——刑法“并不像民法那样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是责任；相反，它总是急不可耐地提出：这是惩罚”[29]；且“专制的国家，喜爱简单的法律，所以大量使用报复刑的法律”，[30]迪尔凯姆就此断言：“在低等社会形态里，所有法律几乎都是一种刑罚，并且总是固定不变。”[31]法之本意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与维护，但革命法除了惩罚意识，是没有权益意识的（不是帮助公民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制定他们的目标），法定权利（如《宪法》罗列的种种权利）总是琳琅满目，讨人欢喜，若没有制度的保障（如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违宪审查），只是一纸具文。其结果：“忍受法律上的低权益状态如何导致社会羞耻感的麻木。”[32]此语堪称精辟，值得认真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