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自信已取得关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知识，人类发展史（或进步史）只有一条路径，按正确方向行走方能得到真自由，即曰：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既然相信人类事务可以用理智予以全面解决，不仅为规划的实践准备了条件，亦为权力的干预提供了依据。对权力的信奉者来说，尚未跨入自由王国之前，任何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以毛泽东的语言表述：“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谈不上真自由，此话不假。“自由”一词是指消除障碍，使思想或行动不受拘束，但没有障碍并非说没有限制，限制是必要的，不仅是自由的保证，也是自由的充分实现，就像鸟儿在没有空气阻力的真空中无法飞翔，人在没有摩擦的冰面上难以行走。

随意志而活动的“自由”，归根结底是选择的自由，但是，“选择”有两个深刻悖论：首先，“我”并非随便选择、任意行动，而是在被限制的选择中选择较好行动方案，这需要对较好方案有更好的知识，“更好的知识”却需其他知识予以证明，这显然是无穷倒推的过程，最终结果根本没法选择，难以行动，但人类又必须在选择中行动，除非拥有终极知识，否则行动的最后理由只能是非理性（如欲望、感觉、情绪、幻念等等）；其次，人不仅生活于理性之中，更多生活于偏见、无知、冲动、恐惧、激情之中，可能会按理性思考，却一定按欲念办事，不需要理由的行为是一古怪说法，但行动通常不需要理由，除理性外，无意识、白日梦、虚荣心、名利观，包括性格、性情、心性、秉性等非理性因素往往充当行动的决策代表，甚至以理性的思考为非理性的行动找出种种绝妙借口，以便心安理得地去非理性行动，因为再荒唐的行为，也不难找出种种高尚理由为之一辩。

革命对此悖论似乎有所察觉：非理性的选择泰半出于欲望的投射，真正有理性之人决不会感情用事，若一意孤行，那是因为不太明智，不够成熟。被情绪或欲望所指使、所挟持、所奴役的自由，很难说是真自由，就像一个被毒瘾俘虏的人根本谈不上拥有生活的自由。自由的本义是没有障碍、不受约束地自我履行，换言之，是个体选择的不受限制，这种限制包括外来限制（如某人故意干涉我的行动）与内在限制（如知识不足，理性不够，心智不全），于革命，后者才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使自由这一概念被误解、被歪曲、被滥用，一个阙失理性而被心魔牢牢掌控的人，怎能说他是自由的？所谓奴役不必体现为镣铐、铁链和枷锁，也不必体现为对思想的弹压、行动的拘管或言论的钳制，毋宁说更多出自本人：意识的局限及理智的缺欠。

显然，内心被疯狂的情感所盘踞，被非分的妄念所役使，被蠢动的欲望所挟制的人，不复是一个自由人，甚至他们所谓的理性也仅仅是情感、妄念或欲望的奴隶，为非理性选择给予辩护。之所以由国家出面接管他人命运，是出于对自由的捍卫。饱尝苦难的芸芸众生虽令人同情，却盲目、狭隘、任性、怯懦、糊涂，天真而幼稚，自私且愚昧，受非理性因素的支配而随时可能偏离理性轨道，由于只顾及当下利益看不到长远目标，根本不晓何为美好生活，更难懂得“解放人类”这一伟大事业的苦心孤诣，总之，搞不明白革命的最终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人们总是愿望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1]，两百年后，毛公以生动有力的对偶句式照搬卢梭的说辞：“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很不了解长远的、全国的、集体性的利益”（1957年2月27日）。

幸福是可以理性规划的（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专设公共幸福委员会，计划人民的生活）。以“科学之名”干预历史进程，具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意图，其实质：人类理性能够设计全新社会。革命者一般抱有“普度众生”的救世思维，把某种神秘的、抽象的（可能革命者本人未必知晓的）事物端给人民，相信这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不仅安全、幸福指数大幅攀升，且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因为“盲目的群众”时常“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太少了”，[2]而“人民的代表”却晓得什么生活方式是好的、对的，是纯洁的、高尚的，他们好比严厉而又不失仁慈的监护人，细心照看始终长不大的孩子们，由于“人民的代表”目光犀利，看得更深、更远，更能理解人民的真实需要，所以时刻引导他们、教育他们，谨防被有毒的虚假观念戕害。为某一行为披上正义的外套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以“科学之名”把话说得周全，滴水不漏，令被代表的人民心悦诚服。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一件提案》（1954），人民的代表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不过，舌头是扁的，但可以把话说圆：国家利益即人民利益。

革命以科学之名实现激进的理性规划，绘制美丽草图后，全国上下一盘棋，“将人塞入一个可预测的模式”[3]，即，个体的位置已提前设计，仿佛“正规组合体中的一个元件”，或如“砖头一样一块一块地放到一个预定的结构里面”[4]，人民从而无须承受选择的焦虑。这是因为革命还有一套关于自由的另类说法，所谓自由（包括议会制、两院制、轮政制等等），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玩意儿，而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因而西方主张的自由观是过时的、落伍的、不合时宜的。“自由”并不如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高调宣扬的那么美妙：其一，绝对的自由是无根的自由，令人恐怖的自由，面对无数选择反而不知如何选择；其二，对每位个体而言，选择是艰难的、棘手的，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某种放弃，这正是让人烦忧、郁悒、揪心之处；其三，选择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预期收益是不确定的，任何一次选择都会产生一定结果，这相当于生命或大或小的一次次赌注，充满风险，令人不安。比方说吧，契约社会中的种种文本可谓繁文缛节，个体被迫做出过多的选择与决定（更可悲的是，稍不留神便陷入圈套，利益受损，官司缠身），这无疑令人痛苦。由此看来，自由反成压迫之物，让自由者不知所措，难以畅快呼吸（布里丹的寓言是最好说明：一头驴子在两堆草料之间痛苦徘徊，最终活活饿死）。革命对此显然认识清醒：若姑息纵容个体自我选择，无异于将好不容易才被解放了的人民重新推入火坑。于是，革命果断承领为人民做出选择的重任，替他人命运做主，使革命群众在指定的路径中谋求活着的意义，不仅免除“自由”滋生的无谓烦恼，还卸去“选择”带来的沉重负担，亦成功勾销生命个体在艰难抉择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惑、苦闷、煎熬与焦灼。“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如是说。

革命的思路多么神奇，视角稍微转换，自由反而变成了另一种奴役：尘世凡人备受自由的折磨与摧残。我们虽是自由人，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枷锁中，只有从“自由的奴役”中脱身而出，才能获得真自由。即：只要交出了自由，就变成自由人，换取更大的自由，一如否定自我，融化于集体之中，就是解放自我，从而开启新的生命历程。况且，既然国家愿意对你一生负责，你还要自由干嘛？另外，这是一个解放了的、没有压迫的社会，既然没有压迫，何需自由？！反而是那些成天价鼓吹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正说明他们那里缺乏自由，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故要输出革命）。所谓自由主义，以福柯的解读，肯定是要消费自由的，既然有消费，那么就有生产，“既然生产自由，那么它就得组织自由。于是，新的治理艺术看上去就像是在管理自由……正是这种生产自由的行为，带来了对行为的管控，以及种种强制形式，还有依靠威胁而存在的各色义务，等等。”[5]这段话有些拗口，翻译过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只赋予人民以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自由，它不仅是虚伪、诓骗的漂亮口号，且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奴役手段。[6]福柯的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或许来自尼采：“自由主义的机构一旦达到了目的，就立即停止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对于自由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主义机构，是更麻烦和更彻底的亵渎者。”[7]

以自由立国本是革命者的天职，但人民被“自由”这一空洞而抽象的概念蒙蔽了眼睛，搞乱了头脑，事实是，“人愈自由，愈别无选择”。自我履行、自我选择、自主掌管命运，对个体来说，谨慎而痛苦，对革命可谓举手之劳。怀有慷慨、同情、仁慈之心的革命者愿意接管他人命运，期待革命成为生活的理由，以便卸除个体面对自由时的无所适从。无论何种规划，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但革命者耐心开导，命运的规划与自我的履行并不冲突，约束就是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只能称为胡来，人生陷入混乱；并让人民相信，“戴在他身上的枷锁是对他的爱护”。同时希望人民从选择的重负下解脱而对革命心存感激，若颇有微词表示不满，便是不识时务，不知好歹。好比一位心智不够成熟的小孩，父母对他的行动限制，恰是有利于健康成长，若不服管教，叛逆顶撞，一定会让当家长的伤心不已。

理智若足够强大、丰实、饱满，绝不会有草率、轻狂、荒唐之举，可是，非理性因素在个体生命中发挥顽强作用，出自个体私利的任何选择，不免夹杂种种欲念（更甚，若埋头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仍处于动物的水平），因而无法给出正确的人生判断，误入歧途走上邪路，且社会易于失控。换言之，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不啻以非理性的方式去生活，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生活，不仅影响个人、家庭，还影响他人与社会，这显然违背幸福原则，更不合乎美德法则。说某人具有美德，并不简单指舍己为人或无私奉献，这只是革命道德的基本要求。

知识即美德，所谓美德，就是晓得关于正确生活的正确知识。人类之所以依然生活于痛苦之中，乃因尚未找到历史发展的真答案，倘若获致社会何以进步的全部知识，一揽子完美解决方案的制定简直易如反掌，正义、秩序、和平、富足、康乐、幸福的社会随之踏来。认同此论不仅是理智的成熟，还是道德的成熟。设或个体知道何为真善美，就会拒绝假恶丑，如果不辨是非，乃因思想混乱或智识欠缺。既然革命已经预置了正确答案，给出了人生方向，为何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不相信美德的存在！不再追问何为美好生活（漠视甚至敌视美好生活）的人，怎能称其为道德人！选择错误的道路，便是选择失败，不合乎幸福之途等同不合乎美好品德——不难看到，“失败的生活”与“缺德的生活”隐然划上等号。当自由派知识分子严责这是贫瘠的、邪恶的、无耻的学说时，恰恰落入了上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圈套。

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论调相反，革命者相信，美好生活就是有美德的生活（“美好”与“美德”基本为同义词），而有美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所谓明智的选择与理性的行动，其实就是自觉顺应历史铁律，心甘情愿做规划的奴隶，这并非不自由，而是最大的自由、彻底的自由。总之，只要放弃了自然的自由，便可获得道德的自由，这是更高级的、更深刻意义上的自由。脱离无序的自然状态，成为有序社会中的道德存在物，“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的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恩不尽的。”[8]

如何过上美满生活是千年不朽话题。斯多亚哲人塞涅卡以为，幸福就是走正确的道，路走错了，背离幸福越远。幸福等同于人生路径的正确选择，是一切理想国的理论起点，也是实践终点（如果有机会实践的话），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莫不如此。错误的知识导致错误的实践，非理性的认识导致非正常的生活，比方说罢，若某人执意得到某物，但此物对他十分不利，很难说他是成熟的、明达的、清醒的。在这里，幸福生活的答案初露端倪。革命希望人民过上正确的生活更甚于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不是每种生活都是对的，所谓幸福也仅是主观心理感受，言人人殊，不具有客观性（况且还有许多人宁愿生活在自以为是的愚蠢幸福之中，尤其麻烦，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相冲突）。偏移规律的自由，只能带来奴役，脱离法则的行动，只能生产失败，唯有走正确的道路才有真幸福可言，“正确”与“幸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了逻辑关系，这为“命运的规划”做了充分铺垫，革命的思路只需轻轻一跃，仅仅是轻轻的那么一跃，“命运的规划”等于“美好的生活”。你要实现真正的自我么？那好，只要你不受欲望的控制，而是服从命运的规划，那么，你就获得了真实自我。革命者确信：理性之人会对此欣然接受，只有丧心病狂者才会予以否认。任何一意孤行的自我选择，皆属自不量力、自命不凡，既然自作主张，必然自作自受。

革命是为了解放他人，以自由之名强迫他人自由。“人是被迫自由的”，卢梭此一名言广为流传，然令人困惑，该如何理解？强迫某人自由就是“强迫他以理性的方式行事”[9]，强迫他按规律的线条行事。说到底，革命所理解的理性，等同于对历史规律的认同，心甘情愿地服从规划，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也是本人利益最大化），这正是中规中矩的理性之举，亦是自由的高级体现。

不中规矩的自由，始终是不自由的，遵循规律则自由，反之则为奴役，当我服从规律或法则（即使被迫服从），就进入道德自由的状态，因为如果我知道了并接受了正确答案，那么，我肯定会按正确答案办事。偏离正确轨道的生活是自毁前程，是对生命的极端不负责，怀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革命者不能坐视不管。当某人的脑袋一时转不过弯，无从理解何为美好生活，尚不知自己的真实需求时，那么，就有必要将个体生活纳入革命的关怀——既然他们没有理智，那么我们就替他们选择好了！并为他们提供教育（如阶级再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机会，予以匡正、矫治，以便学习如何正确选择，学会如何更好生活。

既然革命者懂得正确生活之所系，肯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比你更清楚你本人的真实需求，为你计划前途、谋划出路，代你去思考、去意愿，然后指使你去正确选择、正确行动，最终过上幸福生活，这完全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关爱，怎能视其为奴役？！帮你清除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完全出于对个体生命的保护，怎会视其为迫害？！

再回到“自由”这一话题。革命是为了搬掉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大山”（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以自由之名解放人类，这是一切革命皆有的共同特征。但功成后的革命发现“自由”一词问题多多，它并非幸福生活的保障，反而很可能是其阻碍，为了最终的自由王国（“自由王国”与“幸福王国”是一回事）之故应该牺牲目前的自由——“一个人在失去了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更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10]这样一来，“过自由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 →“过正确的生活”，目标不断转移，直至完全偏离革命初衷。自由并非目的，幸福亦非目的，过上美好的生活才是最终目的，而“美好的生活”旋即变为“唯一指定的生活”，于是，以“科学的主义”对“自由”一词的精心篡改，将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混为一谈之后，最彻底的自由与最彻底的奴役彼此重叠，解放者旋即变成了奴役者、专制者或独裁者。若说传统帝政的铁血政治是出于无知、愚昧、品行恶劣、道德败坏，而现代君王经受启蒙洗礼之后，其高压政治有系统知识作为实践支点——暴政的发生，不再出于统治者的个体素质，毋宁说出于科学理论依据，人类政治史从此迈入全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