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猫城记》写道：“除了学校没教育，其余处处都是教育。”不错，革命社会处处有教育，这样一种灌输革命意识的教育，骨子里是一种权力教育：如何驯顺听话，服从权威；如何表现积极，换得褒扬；如何捞取政治资本，为未来铺路；以及，如何利用优越的阶级身份，凌驾他人之上，换言之，如何以权力操控他人命运（今之的“成功教育”是“权力教育”的翻版，市面上充斥着《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之类很无耻的书，教导年青人如何将成功当做职业。不论“成功教育”还是“权力教育”，其实质：随时势、随大溜，不是为自己学习，而是为他人学习）。教育被政治化，带来的是权力教育，在权力教育的熏陶下，莘莘学子从小到大都在认真凝听权力的声音，很快谙熟一套又一套精致的政治游戏，养成说谎与虚伪的市侩作风，模仿社论语调，书写官样文章，热衷人事斗争，迅速进入预制的政治角色，本应清纯无邪的孩子已然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1]

教育的本义是提供知识，作育人材，使人免于愚昧和恐惧，并培养人之为人的素质和品格。教育必然基于知识的筛选、择取或排除，实际上传达的是指令，控制信息的流动，因而任何教育都伴随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即便西方的自由教育，亦基于适度的逼压。以科耶夫的说法：国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教育机构”，控制教育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职分，“是国家结构的一项功能”。[2]阿尔都塞看得更其通透：学校取代教会，成了头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除了传授知识，教育无非是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3]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将教育政治化，等同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实是权力意识的灌输。既然革命教育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政治训诫，其后果是驯服意识的持续放大。权力的出场保证他人的驯服，反之，驯服行为的执行则是权力的最直观证明——显然，权力比驯服好。故革命教育的实质是培植权力意识（对权力的认同、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的渴望），权力意识进而生出等级、官僚、特权等等政治优越意识，它塑造的是心态极度扭曲的权力型人格（以及由此延伸的功利性人格、心机性人格），当这些人格成了普遍现象，就发展为社会性格。

教育是准备培养“好人”还是打算造就“好公民”，所致结果完全不同。[4]好人的特质是正义、智慧、节制等等；好公民特质是爱祖国、爱人民、为集体事业奋斗终身等等。人的优异品性，唯有置入政治领域方可充分施展，但是，人之定义无关乎具体的政治制度，相应的，好人的含义不必依存于某一政体，公民则属一种明确的政治身份，附着于某一政体，因而好公民的含义随政制的不同而不同，譬如，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分子，毛泽东治下的革命小将，无疑是某国某一特定时期的好公民，但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肯定归入坏公民的序列。好公民的标准具有相对性，“相对于政制而存在”，好人的标准却是通行的，处处相同，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好人，在另一国家、另一时代也是好人。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若具备节制、正义、勇敢、智慧四美德，好公民便是好人；[5]以施特劳斯的说法：除非在最佳政制中，好公民才等同于好人。[6]二人的说法貌似不同，实则相通。

每一政体皆有属己的好公民标准，并按这一标准培养人之美德。大公无私、敢于奉献、舍己为人、爱憎分明、勇于斗争，坚决打击敌人……或许算是一种美德，但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美德，不见得就是好人的美德。就拿高尚来说，好人为了高尚的缘故而高尚，好公民并非爱高尚本身，而是爱高尚所带来的荣誉或利益。好公民不必然是好人，反之亦然，甚至，好人与好公民无法通兑，苏格拉底肯定属于好人，是高尚者中的高尚者，可他屡屡招惹是非，顶撞公民道德，质疑现存政治秩序，显然不是一位被国家悦纳的好公民。苏格拉底有过关于虔敬的讨论，[7]这里稍作改动：一个东西是善的，我们才爱它？还是一个东西是我们所爱的（或是属己的），所以它是善的？二者区别很关键，也很给力。好人的美德是渴望“善的东西”胜过“属己之物”，因而，好人忠诚于最佳政制，而非忠诚于伟大祖国，更非伟大的党，遑论伟大的领袖。[8]对“属己之物”过度的爱，不免将其绝对化，并为之寻找合适理由，这种种理由就是意识形态。[9]

好公民属于政治的美德（或说意识形态的美德），好人则属自然的美德，“自然的”意思是指：无论何时何地，其标准都是一样的，不会随政治制度的改换而发生变化。政治制度决定教育制度，何种教育理念培养何种人材，倘若一套文教体系放弃对“何为好人”的追问（或干脆将好人归入非无产阶级美德，简单拒绝了事），却一味纠缠于意识形态美德的灌输，说不定就会制造出大批邪恶的好公民——比如，某一政权将团员或党员作为好公民的评判标准，可是，一名好团员或好党员，其爱憎分明的正确态度，可以变成凶狠的斗士，其忠诚爱国的正确信念，可以成为毁灭他人的堂皇理由。

古典治邦者的技艺是培养人之无与伦比的品性，[10]如何看待人之品性（也就是如何理解何为“好公民”），古今就有不同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好歹还努力提供教育，激发公民如何认识“善好”[11]，毛泽东的乌托邦除了灌输仇恨政治学，不会提供任何有益的智识教育，因为对革命者而言，“如果群众开始推理，我们就遇见麻烦了”（伏尔泰）。政治美德的持续强化，是自然美德的消陨所致，故革命道德并非为了提升人的素质与品格，却是管控人心的手段，一种为扩张党政利益的服务工具。既然权力教育由背后的一套政治制度所支撑，而这套政治制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套鼓励说谎与虚伪，且鼓励仇恨与斗争的制度，可以预见权力教育的后果。从小启蒙阶级觉悟（所谓阶级觉悟就是辨清敌友、认清方向），开展政治训练（所谓政治训练就是站稳立场、忠心拥护），播下革命火种的同时，播下无际的仇恨观念——《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如此唱词：“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事隔数载，后效剧烈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