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正确观看

绘画最初也被称作镜中之像，这种说法当然与柏拉图脱不了干系。柏拉图讽刺说，人人皆可妄为艺术家（是否想起两千多年后的约瑟夫·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不过，马、恩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却一本正经：某种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是优秀画家，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特殊的画家，至多存在着既从事其它工作而又画画的人），他只需携带一面镜子，反照周围物像，就能制作天上地下万物。[1]

柏拉图对艺术家的挖苦够刻薄。问题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为何如此说，并以怎样方式说。

身为苏格拉底大弟子，一部观看史的书写，柏拉图这位宽尺度人物难以绕开。自他之后，观看认知发生决定性捩转。[2]柏拉图之前，自然的真理性毋需刻意探析、勘察，因为自然尽情“表演”、“展览”，真理便从中敞开、揭示。事物自在自为，自主呈现，自我履行，自行去蔽，人单纯的去观看，认知行为也只是让自然证明自身“是其所是”。到了柏拉图这儿，事物的“现身”（要看到事物本相），必须借助某样东西，倘若没有它，绝不可感知事物，“虽然眼睛里面有视觉能力……，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3]这第三种东西便是“理念之光”，亦是“万物之因”。

柏拉图早期著作如《斐多篇》，依然承认视觉是最佳感官：“视觉、听觉如果都不正确，不可靠，其他感觉就更不用说了”，[4]没有视觉，便得不到抽象概念。[5]但他固执己见：切忌带着肉体眷注事物，而要撇开肉体、脱离肉体，灵魂只有在思想里领会，始见真理——若用“眼睛看世间万物，用感官捉摸事物的真相，恐怕我的灵魂也会瞎的。”[6]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是一则“观看”寓言。洞穴居民深信在用灵透的目光纵览现实，视地窖为唯一真实，且一些视觉极其敏锐的长者能够“记住过往影像的惯常次序”而荣膺殊誉，备受尊崇。不过，以柏拉图的严肃揶揄，自以为是的囚徒所拘执的“像”，无非是理念这一强烈光环照耀下的事物之投影、真实之幻形——以《斐德若篇》的说法：这些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就惊喜不能自制，他们也不知其所以然，因为没有足够的审辨力。”[7]

挣脱柏拉图之链的囚徒，再次返回洞穴，眼睛已无法适应黑暗，一如离开黑暗洞穴暂时难以适应外部的光明。当他将真相告之仍被肉眼所蒙蔽、被幻像所俘虏的其他洞穴囚徒时，反被狠狠嘲弄、羞辱一番：出去溜达一趟就把眼睛搞坏了，太不值，而且不识时务，似乎比以前更糊涂、更蠢笨、更愚昧。这怪不得地窖居民，因为他们在此呆得太久了，生活习惯已然固定，思维方式亦且形成，早就把洞穴视为唯一安全、真实、有序、可靠、能够信赖之地。这位“疯子”打算解放这些依然羁留阴影中的冥顽者，被杀掉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岂不是在苏格拉底的命运中实现了么。[10]

柏拉图甚而倾向否定观看。他用理念为指导，以免眼拙，误入歧途。柏拉图实实在在借苏格拉底之口表白：“作为多个的东西，是看见的对象，不是思想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不是看见的对象。”[11]在柏拉图心目中，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之物，是善的理念。无论何种理念，都高高挂起，发出璀璨光芒，不仅让眼睛具备观看能力，还照亮万物使其现身，顶顶要紧的是，理念乃事物的原型。看得见的图像不过是对理念模仿的模仿（如“床”的模仿说：画家之床离理念之床隔了两层），虽源于理念，但最终疏远理念，洞中摇曳不定的影子尤其如此。自然而然，视觉（观看）不入柏拉图法眼；反而，他认信、坚持并断定：观看越敏锐，其灵魂可能越“小”，越可能被迫服从于恶。故而，时时擦拭灵魂“比维护一万只眼睛还重要”，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一个知识的器官，它是“唯一能看得见真理的器官”，能够令迷茫的学习者“除去尘垢，恢复明亮”。[12]

并非只有柏拉图一人对观看不满。

（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这是由于，它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区别。[13]

没错，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齿及对视觉的意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予以补充：“观看在任何时候都是完美的，无缺乏的，它不需要任何东西后来生成从而使形式完美”[14]），可别以为本人会对视觉赞誉有加。他接着就区别了经验与技术，并将智慧划分几个层次，而观看只属于感觉经验。下面的话才是真正要说的：

有经验的人只知道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很清楚，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

我们断言感觉不是智慧，尽管要知道个别事物主要通过感觉，但它不告诉关于任何事物的为什么。[15]

感性的认识尚不属于智慧，因为它只能提供感性的材料；就视官而言，“观看就是视觉的使用，而且除了观看，从视觉中并不生成任何其他东西”[16]。于亚里士多德，只有逻各斯“才是心灵的图像”。

未被理念阴影笼罩的观看，远离事物本相。柏拉图设计的洞穴[17]这一观看隐喻，事物的现身（无蔽状态）需理念为指导，惟有借靠理念中介，方能看到事物；惟有求助理念之光，本质之洞见方可清晰而持续敞开，“洞穴外面——在那里可以自由眺望一切——处于白昼中的事物，是对‘理念’的说明。”[18]从此，事物自行显现，变成事物的显示必须透过理念之光的闪现而亮相。无论是谁，都应该在“理念”规定的世界中行动，都首先要看见理念。[19]

但如何看见那不可见的理念？因此，这不是“看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看”的问题。海德格尔从柏拉图的言说中析出未被道出之义（显义中的晦义），不仅是“相”（理念）对于“看”（视觉）的绝对优先地位，更其重要，对理念的洞悉，势必穿透某种“看”来实现并完成，即，以何种观看方式才能旁通、接近、抵达“无蔽”？

由于事物的无蔽状态受制于理念——无蔽者首先（且唯一）被理解为对理念之觉知中被觉知的东西，被理解为在认识中被认识的东西[20]——倘若没有理念这样一种显示，事物依然翳蔽。既然无蔽状态不再是事物的自行解蔽，而是通过理念之闪现，事物的“无蔽状态”便夹入与“如何观看”的维系之中。

原初意义上的无蔽者及其无蔽状态本是“公然在场之物”，此乃存在之基本特征。但事物的自身呈现已被理念之光芒遮饰，事物的自行开启已被外观之本质放逐，那么，有待对理念做出正确的观看——就是那位挣脱柏拉图之链的囚徒的观看方式：解除桎梏，环颈四顾，走动，抬头看望火光（理念之光），即从阴影转向事物，目光朝向比阴影更真实的现实。换言之，从地下洞穴到上面世界的攀升，从阴影至火光再到太阳的过渡，一种居留向另一种居留的移动，是经由理念对事物遮蔽状态的层层“解蔽”或“除蔽”，最后达至明亮通透，企及“无蔽”。[21]

当然，学会正确的看是艰苦卓绝的过程，“要花很大一番功夫”，因为以理念为定向的洞察者，其观看活动不独借助理念，且须适应理念。犹如这位囚徒，走出地窖再折入洞穴，眼睛历经双重的迷乱，“心灵必须以忍耐的态度、以合乎实际的步骤，去适应它所遭受到的存在者领域”[22]，在心灵的迫切要求下，茫然的目光果敢迎接刺眼的理念，以便像心灵那样欣然而淡定地适应理念。

“……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23]由于正确的观视，事物的内核与密码昭然若揭。如此一来，全盘努力首先集中到这么一种看的可能性上：“看”与“相”的一致[24]——有了正确的看，看和认识才是真正的看和认知，所谓“观看变得更为正确”，是指“看”（觉知活动）对于“相”（事情本身）的遵循与适应。要之，倘若知道了“理念”，乃因学会了“观看”。

前苏格拉底的“看什么”到柏拉图之后的“怎么看”，即怎样“正确的观看”，生发丕变。观看不再是对事物无限丰富性的接触，而是乞灵于理念对事物的揭示；真理不再是自身呈现的无蔽状态，而是符合理念，或说，事物的“无蔽”（显现）成为理念，“对无蔽者的追问转移到外观之显现上，从而也转移到对于这种外观的看以及看的正当性和正确性上了” [25]。所谓真相——正确的观看（真）与理念的投射（相）的并轨。

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真理观的引导，为获得纯粹的绝对知识，以永恒的理念王国对抗即逝的经验世界，对知识便有了好摹本与坏摹本之分，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无疑是很坏的摹本，哲学家则相反。因为感性的知觉只能捕捉表象的世界，如何找到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唯取特殊的观看方式：感官所生成的事物印象，经由心灵这只内在眼睛的辨析、判断，抽丝剥茧，掘出真相，牢实抓住事物的本真模样[26]。若真理是“道”的话，中国是“闻”道，西方为“知”道。

对信持“正确观看”观的人来说，所有问题就是看的问题。正确的看——即怎样以合适的方法看——能够透破事物，由断裂的表层推及连贯的内里，以深度的认知获悉普遍的真理。故而，怎样看（正确的看）对一般人来说是有待启蒙和教育的问题（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亦是有关教育的比喻，正确的观看等同于受过教育[27]）。启蒙、教育只对那些有条件被启蒙、被教育的人有所可能，“有条件”是指，除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外，至少温衣饱食生活无忧，即，所谓的全面启蒙、普及教育，只在相对富庶的社会具备条件。社会要相对富庶，必须让技术、生产力从道德与政治的钳制和压抑下解放并释放，于是就有了对发展、进步的渴望与论证（对当下中国而言，凡此种种又可概括为现代性问题[28]）。“怎样看”的思维孕育西方日后的科学技术观。“怎样看”昭示一种强迫症，此强迫症相信事物在原则上都是可见、可知、可晓的，关键能否找到剀切、妥当的观看方法。当然，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亦是最好的认识工具（后面论及的透视法则、暗箱机制、摄影技术均属“正确观看”范畴），解决了怎样的问题，遂解决了如何认知事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