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角度论述观看，提升知觉经验的纯粹性，然而，后学家另辟异途，从纯粹性中发见不纯粹效果，观看的话语实践进入研究视野，开掘更深一层的观看权力学议题。

当自动照相装置出现布拉格街头，民众兴奋不已，以为可透过这架机械玩意儿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知道自己（know-thyself），因为相机不会撒谎。卡夫卡却很冷静：照相机不是know-thyself，而是mistake-thyself（误识自己），“摄影将人的目光集中在表面，它隐藏了生活底蕴，而生活底蕴透过事物的表面，犹如光和影一般闪现着，人们即便使用最敏锐的镜头也无法捕捉它。只能通过感觉来摸索……，这部自动照相机并不会扩展人的眼力，只会使得目光异想天开地简化式地飞掠。”与梅洛-庞蒂一样，在卡夫卡眼中，摄影是种错误的观看方式。

电影《发条橘子》中，观看方式的选择形同规训与治疗手段，对正确观看的学习取代传统的监禁式惩罚机制。阿历克斯成全监狱机构的改革实验，头带仪器，被迫学会正确的看，不仅面临强加的观看暴力，且所观看影片也充斥暴力，并配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二者怪异嫁接生成残忍效果（用阿历克斯语言，“这是一种罪恶”），最终达到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的功效，起到思想改造的意图。在阿历克斯那里，惟有学会正确观看，才能改过自新，再次做人，重又踏入社会。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1971）提前预见福柯名著《惩罚与规训》（1975）的写作思路。

对福柯作品的引述、接收、征用，几已泛滥，近乎每本书或多或少扯上几句福柯的话（据闻，当今国际学术界，其著述引用率高居榜首），被过度开发的思想，已然引致轻微腻烦，但谈到观看变异，重读福柯无可回避。其思想不仅蕴涵视觉能量，且能够借此细考“目光”和盘托出的权力表达。

从早期《疯癫与文明》到嗣后《临床医学的诞生》，及至《惩罚与规训》，有股暗流不懈涌动——眼睛权力如何运作。福柯紧扣“权力之眼”，放弃威严的宏观权力分析（如国家统治形式或政治结构形式），转向缜致的微观权力考古，他确认，凭藉眼睛，无处不在的权力已弥漫社会每一边缘角落，渗透身体每一毛细血管。日常实践中，视觉作为一种控驭与治理手段，以“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模态，被设计、谋划、调动和实施。凝视（观看）与身体（肉躯）黏合，形成有关疯癫、疾病、犯罪等知识和话语，权力大量增殖。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相反，福柯以为权力是隐蔽的，而非公开的；是可逆的，而非固定的；是寄生性的，而非统治性的；是实践性的，而非占有性的；是策略性的，而非暴力性的；是撒播的，而非集中的；是主动配合的，而非被动压服的；是积极地矫正、改造、管理和干预，而非消极地迫害、镇压、酷刑和否决。

福柯的考古学乃视/听、观/叙、见/述的归档，其原则：“一切历史的形成均说出它所能说出一切，都看到它所能看到一切”[1]，因而知识是一种实践匹配，一种可说与可见的互补[2]，例如，临床诊疗在检查中询问（可说范围，如“哪不舒服？”，即病状），在询问中检查（可见范围，如器官病变，即病因）。

说/看、词/物的传统分离，在福柯的话语分析中调理得当，思想首先是看与说，在此条件下：“眼睛并非停留在事物上，而是提高到‘可见性’上；语言并非停留在字词或句子上，而是提高到陈述上”[3]——譬如，刑法，作为一种表达，界定一个可说性范围（对犯罪的陈述），监狱，作为一种形式，规定一个可见性区间（对罪犯的呈现）；精神病学，是创造精神紊乱的基本陈述，疯人院，是展示精神失常的可见性场所；[4]临床理论，针对疾患的可言说领域（精准表述），医学凝视，针对症状的可目视部位（精确观察）。福柯的思想可称为戏剧，“一系列可见与可说的游戏，一者劈开另一者”，[5]其著作是对“可见”的“陈述”，亦使“陈述”变得“可见”，其主旨：看到什么（看见不可陈述之物），说出什么（说出不可见之物）？在何种条件下，事物可以被看到；用何种陈述，事物能够被说出。并通过说出所见之物，学习如何观看。

福柯对视觉超常敏锐（德勒兹评价：他有着强烈观看嗜好，始终视力非凡），力求从句子中探察可见性，正如从图像中追究可说性，其书写不仅充满视觉品质（《词与物》对委拉斯贵兹《宫娥》种种观看关系的透彻剖析；《疯癫与文明》对愚人船图景的细腻刻画；《惩罚与规训》对弑君犯达米安所实施酷刑的详尽描述），且围绕大部分著作，从早期《临床医学的诞生》到后来的《规训与惩罚》，重要主题是陈述眼睛的权力与肉身的供词，考查二者与主体历史的焊接，追问人为何视自身为研究的目标与知识的对象，成就道德的主体之时抵押为权力的客体。

《疯癫与文明》中，疯癫是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结合所生变的效应（罗兰·巴特颂赞此著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疯人沦为压迫对象，不正常的人化作视觉景观——展示疯子乃19世纪之前巴黎和伦敦的一项特殊制度，英国伯利恒医院每逢周末展览精神病人，市民交纳一便士就可一饱眼福；在巴黎，参观疯子一直是波西米亚区资产阶级的周末娱乐的固定项目之一。[6]

《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看到临床医学使个人陷于科学研究之客体，而传统医学针对的是疾病本身，而非病人。他将观看摆到首位（曾打算为此书拟定副标题“凝视考古学”）：伴随现代医学发展，视觉支配力日趋凸显，强制性的临床医学凝视（即医生的实证目光）酦酵成型，观察在诊疗中享有特权，[7]眼睛实为“澄明的保障和来源”[8]——而医学常用器械听诊器(Stethoscope)，便由希腊语“胸腔”（steth）与“观看”（scope）组构。

福柯对视觉的关注与诋毁，在最重要一部著作《惩罚与规训》达至高潮，身处全景敞视监狱，观看（可视性）转换为权力（治理术），暴露于光明中的囚徒，在不可见看守的凝视下，触发残忍的观看效果，囚徒被迫自我监视、自我省察、自我约束，一股虚构的想象性观看游荡身体四周，外部督控转向内部抑制，高效管理体制俨然确立。即，对福柯而言，观看与权力具备同谋关系，视觉恰是现代权力运作之所系。

观察

西美尔《感觉社会学》一文首句写道：“有机生命科学肇始于显微镜的运用，而社会科学的当下发展阶段则与之呼应”，与马克思、韦伯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理论大家的他，正是借助“心理的显微镜”（psychological microscopy），来透视现代文化那“繁杂的细胞运行轨迹。”[9]

西美尔的写作实践并非孤例。摄影术诞生不到两年，侦探形象便出现文学作品中（随后密集涌现描写细致入微并配有案发现场照片的犯罪报道），1841年，爱伦·坡的悬疑小说《摩格街杀人案》率先引入破解奇案的非常故事（塑造一位业余侦探“杜邦先生”），1853年，名为“巴克特”的英国探员进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10]。日后，侦探小说渐为流行题材、时髦读物，福尔摩斯家喻户晓。作者巧设种种线索，纸页布满答案，读者却疏忽带过，视而不见，作者最后收拢支线，汇聚主干，告知谜底，读者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般如此。

同摄影一样，侦探小说为时间与细节的秘密契约。时与时之间的空隙，填充种种偶发事件，有着无形链条与神秘因果，看似不连贯的时间之点，可合乎逻辑地导出其它时间，一处细节诱发另一细节，一处情节勾引另一情节，叙事线索能否心照不宣获得暗示并被看穿，端赖读者的眼力是否灵光。

若不从认识论角度，而以文化形态学考察，有学者提出：西方是狩猎文明，为瞄准猎物，故以单眼观看；中国为农耕文明，为查看天象节气，故以双眼观看。此类比稍嫌粗略，对辨析中西观看差异，却不失为一种洞见。自然而然，长期的狩猎生活练就锐眼，渗入文化基因，代代遗传，终成狩猎文明独有的文学样式——侦探小说。

杜邦、巴克特和福尔摩斯均擅长观察推理，对微末之处异常警觉，眼睛如精密仪器（如小说《波希米亚丑闻》开篇便称福尔摩斯为“世界上最完美的观察机器”，而福尔摩斯自认如此，他对华生说：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观察），不仅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摄影式观察视角，还拥有如今被称之为的摄影式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对包裹事相的层层迷雾的逐一清理，多得益于敏锐眼睛，冷眼洞察被旁人疏忽的角落，不动声色找寻、挖掘隐匿证据，好比精明老道的猎人对零乱蹄印的辨析捕获猎物，即便无所事事（如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神探波罗），仍保持观察习惯，时刻注意行人一举一动，这已是脾性，无可更改（It’s habit, he can’t quit doing it）。善于观看并学会正确观看的人，身边任何线索皆难瞒过犀利目光，表面无涉的琐碎之物，可从中发见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与逸出常规的复杂本质。[11]

对20世纪现代文化发生广泛影响的精神分析，亦是观察实践的贴切应用，极具“实证”特征的弗氏诊疗，为精神病理学的临床应用提供恰当理论依据。相信观看是与生俱来之本能冲动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福尔摩斯有着同样具体而微的观看方法论，聚焦为多数人极度忽视的细节线索，透过有限外在信息，推及真实内心状态。对失语、失态、遗忘、笔误、口误等反常行为的反复稽查，便可探入躲藏黑暗深处的心理世界，剥离并析出潜意识内容，若观察得当，审览妥帖，真相自会呈示、揭露，简言之，将精神生产机器想象为一架复杂的摄影机，检查行为举止，“不难目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实情”。为方便精神分析应用于文学艺术，弗洛伊德于1912年创办德语杂志《图像》（imago）。摄影术不仅引出侦探小说史，亦导入精神分析法[12]。摄影术与侦探小说、精神分析接续出现，及其内在的同系同源的对映关系，折射西方文化对观察（证据、事实、分析）的酷爱与痴迷。

人类交往实践和认知行为，视觉作用尤为突出，“观察”是观看这一词汇应有之义，西方哲视传统的自然结果。观察基于离异和区隔，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对质，招致观察方法论的大规模运用。“观察”（observe）的观看方式在古希腊已被酝酿（如医学家希波克拉“鄙视一切理论体系，志于观察，唯此，医学才不断完善”），中经培根发扬光大，再由经验论哲学予以确认（如休谟以为关于人性的研究基于观察），孔德开创的社会学从实践角度加以肯定，继承者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观察第一准则：“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确实坚定履行这一信条，名著《自杀论》没有一笔涉足死亡的激情描写，全是冰冷的数据统计与图表分析。

观察旁及认识论的两处基本问题，一是观察的原则问题，另为观察的运用问题，以下拟就两方略加论述。

（1）

观察不仅需要沉默与克制（主体的沉默，强迫对象说话、回答；主体的克制，诱引对象现身、亮相），而且严谨取决于某个确切的点，此点亦是观察者固定的视点——正如静止背景中方可觉察蜗牛的蠕爬行迹，锁定机位才能测量猎豹的奔跑速度——若观察者与被观察物处于同一运动状态，那么用以界定事物的参照体系和恒定关系便宣告瓦解，因为观察行为本身已受影响，享有凝视特权的主体地位亦遭质疑。

唯有“看”的正确，才有“说”的精准；缺乏观察的恰当，亦失却表述的可靠。以分析实证主义科学观，鉴于视觉是远距离感官，以不接触对象为前提，介入对象活动之中。之所以设置一定距离，乃因种种接触不免干扰并影响对事物的客观研究。可是，不管观察也好，聆听也好，并非外在于客体的认识活动（如人类学家踏入撒哈拉地区考察原始部落，其衣食住行势必作用于对象），观察行为的突入，难能避免现场发生改变（况且观察主体所标榜的“客观”也是阙疑的、悬置的），故技术中介（如相机和监视器）是最理想的观察手段，纯如逻辑推理是最准确的表述工具——是否最完美则是另一回事。

17世纪初，伽利略曾用望远镜遥望太空，证明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神学家对此否认：只有肉眼才是可靠的，通过中介的观察只能歪曲事相，比如光透过镜片会产生折射，因而影响观察的准确性。近代物理学家深信，借助仪器的观察最为可信，肉眼反是错谬之源。可见，思想观念和话语范式的不同，对观察的态度迥然有别。

观察不仅仰承背后的思想基础（预设怎样的知识或观念，便有怎样的观察结果或效果）；也依恃方法论前提（采纳怎样的技术或手段，就会得到怎样的知识或观念）。观察/知识/方法三者的循环论证，说明观察的自身独立基础不那么靠谱，与诸多因素扣联，并被框限。另外，为获取有效知识，观察力图抛却个人的先入之见，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截然分离，殊不知，观察总带有目的性与选择性，价值性取向已然预设事实性判断，反过来也可这么说，事实性理解隐然构成价值性判断。

（2）

观察取代传统的形而上沉思（如笛卡尔不信任肉眼，但矛盾的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阅读任何书籍，而热衷解剖学，走近实践哲学所推崇的观察），将认知行为明智地划入真正能以感官衡量的领域，将“科学的描述感觉经验”这一实用主义原则应用于视线，凡不可严格重建为观看事实的任何命题，凡无能苛细复归为视觉证据的任何判断，均不具备实在而清晰的含义。由于实证哲学兴起，观察为19世纪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首要研究方式，被大量应用于人类学、植物学、地理学，或统计学、卫生学、政治经济学，包括政府监管等领域。

事物是流动的、不稳定的，时而隐匿不见，为一劳永逸“凝固”事物，“现出”真身，获取可靠知识（人类根深蒂固寻求安全感的本性），科学的观看方式孕育而出。以理性方法论为本的观察，将事物离析为可见/不可见部分，以可见性尺度揣摩事物，排序、整理、归置，装入档案袋，放入分类箱，按图索骥，察察为明，这样，表象（再现）等同于观察和测量——理知还原为视觉分析，科学还原为经验描述。

观察引入实证原则，要求价值中立，不问为什么的绝对知识，只问怎么样的相对知识，故列奥·施特劳斯以为：“道德迟钝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所谓“价值”是不可见的，不仅不能被直接观察，也是无解的，无法回答（或无力证明），因而不予考虑——据说，价值失落的现代虚无主义就此源发。由于事物属性被归纳为可见性标准，“世界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就变成“世界是什么，它是怎样运行的，能被我们观察吗？”可被观察的事物，也意谓“原形毕露”。从泰然自若的犯罪嫌疑人身上，精明锐利的侦探牢牢逮住对象脸庞一丝仓皇的抽搐或眼神少许忙乱的恐慌，观察并捕捉破解案情的蛛丝马迹，而增加几分胜算。

因此，观察（observation）用海德格尔的德语说，就是Betrachten，包含拉丁语tractare的残留含义，即操纵与检查。

对于各类“侦探”（包括思想侦探、道德侦探、刑事侦探），观察是莫大乐趣。纳博科夫《眼睛》——自称“故事结构戏拟侦探小说”——结尾写道：“然而，我快乐。对，快乐。我发誓我快乐。我已经认识到世界上唯一的快乐就是观察、刺探，监视、审视自己和别人，不做别的，只做一只略带玻璃色的，有点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

监控

（1）

眼睛作为感觉器官，不仅用来认知（知识的提炼），也行使监控（效果的操作）。在福柯的考古学（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体系的调档、析解）与系谱学（70年代对权力体系的爬梳、整理）中，此种眼睛权力获致饱满而剀切的展现与揭示。

福柯最为朗朗上口的理论铺架便是权力与知识，那么“眼睛”究竟如何夹入二者关系？法语“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共同词根为“Voir”（观看），三者构成奇妙而复杂的纠纷交错：其一，观看不仅是获得知识的基本途径（正确的观看保障正确的知识），且调控权力效果（正确的观看担保权力的有效运行）；其二，观看、权力、知识相犄互补，捆绑为主体塑造的稳定支架，知识生产主体（《词与物》），权力亦生产主体（《惩罚与规训》），二者均在观看中规定并实现，缺失关于观看的知识，锻造主体的权力无从谈起，没有观看的权力，挖掘主体的知识亦无可能；其三，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反过来强化并巩固权力，观看在权力与知识之间自由出没、游走、迂回，知识透过观看而蕃衍权力，权力经由观看而滋生知识。

福柯持续探入现代性视觉制度的内核，对观看-权力-知识的反复清捋，终于透破新型政治艺术的隐性起源：现代性知识和现代性观看，现代权力技术和现代视觉制度之间圆融无碍，有着惊人的同构关系。现代的视觉中心主义与早期形式幡然有别，知识、权力与观看的缜密配合不独体现在临床医学和环形监狱，也应用于生命领域（对活人的治理）与日常生活（对行为的操控），通过知识话语和先进技术的联盟，看的权力、制造可见性的权力、控制的权力共同发展，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耙出规训制度。顺着福柯的说法，只有现代时期，视觉穿梭于权力机构，保障每一事物始终处于可见状态，以便“陈述”，以便“治理”——于是乎，无处不在的“视觉”，演绎无影无踪的权力；无声无息的“目光”，引致无边无际的压制；无始无终的“观看”，导向无时无刻的驯化与无穷无尽的矫正。

（2）

古典绘画的单点透视所设定的观赏者是王公贵族，此点犹如上帝的炯视之点，为统治者设定的这个观看之点也是权力维系之点（15世纪的马基雅维里曾颂扬透视法的权威性）。而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建立一套与透视原理完全相同的空间秩序，四陬囚舍聚向中心塔楼，位于塔楼中心的看守者目光如耀眼塔灯向外扩散照亮囚徒，并直达囚徒的灵魂，以致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此这般的空间处理，看守的目光与囚犯的举止形影相追，观看具备“纵横捭阖”的可能，毕竟行踪不定的目光比有迹可循的塔灯更自如、更巧妙、更隐蔽，管理也就更精致、更高超、更有效。

边沁的环形建筑寻求正确的观看，福柯却从这“正确的看”中，觉察到异样，并理解了现代规训制度无远弗届的神奇功能：既能针对个体又可统观全局，既能相互隔离又可彼此监督，既能安全防范又可锁定观察目标，总之，压制一切不轨行为的同时获取知识。[13]

透视机制的权力隐喻被运用于现代管理。光线与视线的合理构织，将观看打造为纯熟完美的管理模式，敞视建筑机制在空间安排上推翻传统的牢狱原则：黑暗、封闭、隐秘。因为明室（充分光线）比暗房（剥夺光线）更能有效逮捉囚禁者——“可见性就是一个捕获器”。[14]黑暗是无法穿越、不可识透、难以捉摸的，如谜面一样殊难猜料；光明则畅通无阻，豁然无疑，易于辨认，如谜底一般清晰明白。故审讯时，犯人被聚光灯照射，审讯官则在黑暗中拷问，固然犯人守口如瓶，犹如尘封密匣，但在“光之暴力”下，被撕开封条，撬开缺口，凿开路径，踏入内心，掘出秘密。由于明室通透爽朗，实情昭昭在目。

秘密因被照亮而公开，真相却因黑暗而遁迹。由此观之，黑暗倒有某种保护作用[15]：黑暗空间意味着含混模糊，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免除他人的观看。光亮则意谓透明、检举与揭发。通过光之操作，对象始终处于凝视界阈：光线越明亮，暴露愈显著；可见性越频繁，控制力愈紧凑。从暗室转向明室，经由视觉与空间策略性的搭建、调节、组合，眼睛嬗变为权力的现代运作方式，不可预期、无可测度的“神秘”目光吞噬客体，一切均纳入审视范围，对象无处逃逸，被权力抓住、禁锢，并被权力诱引、催眠。监控机制卓有成效，难能悍然加以怀疑。

中心塔楼（中国塔型建筑物在原初意义上为瞭望之用）和四周囚舍形构虚设的观看效果：权力是可见的，但无法确知、限定和言喻，囚禁者可以远眺塔楼，却不能定夺是否被注视、窥测，于是“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16]——正如不具感情色彩的权力机构越是冷漠、神秘，权势的幻觉就愈发强烈，官僚的力量寄于假想中的无形权力[17]——对囚徒来说，塔楼的窗户就已经是眼睛了。

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图，便是眼睛权力运作方式的示意图。这一层级监视的现代社区，甚至统治者也难逃无形的眼睛权力之网，恰如塔楼中的看守，其命运已被权力捆绑（比方说，无法逃离督察的监视），观看遭遇观看，导入对监视者的监视，对控制者的控制。从塔楼凝视囚舍，是专制集权之隐喻；从囚舍凝视塔楼，是民主自由之隐喻。

（3）

规训机构通过现代观看技术，确证事物是可见的，对象唯有现身，才可被移动的、分散的权力系统捉牢并赋型。福柯相信这一社会并非德博尔意义上煞有介事的景观社会，而是俨乎其然的监视社会——眼睛权力铆入纪律实践，成全对社会的高效管理。

现代管理学的最优方案：“除了监视以外，尽可能不作任何其他干涉”。这一悄然无息、不易觉察的监控系统，对象被严加看管，永远紧张置于由眼睛编织的权力之网，施以心理压力，终日惶恐不安。想象的、假定的他者凝视，引触条件反射式的自我轨范，外在监控内在化，他人的督查转向没完没了的自我照看、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自我检讨、自我责难，权力被自动行使，成功提升治理效率——神似于全景敞视监狱的另一种改造、矫治、纠正的规训系统曾经出现中国，这便是延安时期提出、后被广泛实践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此乃最完美的防范机制，最妥善的诊疗手段，最严厉的儆戒方式，比酷烈刑罚更具效果，比苛刻惩艾更具威信，全景敞视监狱的司法空间也由此徐徐蜕变为孔武有力的道德空间。[18]

由硬性惩罚的“警察国家”转向软性规训的“道德国家”，社会照旧有理有序，却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灵活性与麻痹性。从古典时期僵化的赤裸权力展示到现代社会张弛有度的自我督管，以威慑而非罚惩方式，完成权力的运行。在政权监视的管辖制度中，其治理原则以内化公民的道德意识为目标，泯灭个体的反抗意识为己任，中世纪那双无所不在的上帝之眼借助现代制度和现代技术复活了。

置身环形监狱的有罪肉体，其肮脏灵魂被无可名状的外来目光百般纠缠、干预、燮理，并入权力的轨道，形成新型的看护艺术。全景敞视的绝妙构想中，身体、建筑和政治经由“眼睛”而发生蹊跷关系，身体与建筑精准安置、匹配，目光与权力谨饬设计、部署，缄默不语的“观看”被安排得至妥至当，其意义既深且远。全景敞视监狱是一大胆的政治学构想，所包囊的喻意远不止建筑学的创新，“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表面上，它仅仅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但是通过它，生成一种全新的社会，”[19]这个全新社会就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规训社会——由规章、制度、话语、机构组成的复杂钳制网络，权力藉此增生，从而变得轻快、舒展、巧妙、狡狯、迅疾、有效——无坚不摧、无孔不入地渗透生活各个层面，如同毛细血管参与身体功能的运作，自由个体被一种关乎目光与肉身的调配技术，小心翼翼织入社会有序肌体。

这亦是超级监狱——没有围墙、铁丝网、探照灯、囚舍、警犬和警卫的隐形监狱（边沁得意声称，全景敞视监狱这一机制适用于任何机构）。所以，福柯反问：“公开处决是宗教法庭支配下的一种程序的逻辑顶点。把个人置于‘观察’之下的做法则是浸透了规训方法和检查程序的司法之自然延伸。……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彼此相像，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