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觉是剃掉神秘、放逐神话的解魅与祛惑之系统工程，事物化减为可见性表面，种种思想与观念，出自物质世界的可见性特征，以此为准陈述、剖析、评估事物，作为“分离器”的摄影术，感性直观等同知性认证，自然是最完美的技术装备。

（1）

摄影不仅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态度，也作为事实收集的基本途径。医生、犯罪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心仪摄影的欢喜程度不比艺术家来得少。摄影术甫一上市，即构成科学话语或意识形态的盟友兼助手，二者通力合作，累累肉体流于身体图像，自动呈为供词：医疗机构、精神病院、政法部门、监管当局，以摄影记录人体相貌，为种种观念——优生学说、阶级划分、智力殊异、个性差别、种族优劣——提供翔实证据。对身体的视觉归类，是为了肉身的管理、调度与谋划，对身体的分析认证，是为了肉躯的规训、矫正和改造。于是乎，一种“身体测量学”随之成型，所谓“人口生命政治学”亦应运而生。

对事物表征的划分归类，是为了提炼知识易于透彻理解，否则事物复杂无比而逃逸控制视线。身体，尤其面相，便是一处被勘查、考索、稽核的领域，因为“人脸是图画——是‘屏幕’——反映最隐秘的内心骚动。”[1]利用摄影破解面相，是那些积极维护社会秩序者所钟爱的一项现代事业。罪犯、妓女、精神病患者、不道德的人和反常行为者的内在特征，可透过外在征象观察并捕捉。如19 世纪末，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本人职业初衷为艺术家与诗人）出版《犯罪人论》一书，努力以人相学证成“正常的公民”与“错误的家伙”存在外表上的生理学差异，其差异具备内在心理学基础。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大量罪犯肖像，编制索引卡片，将复杂的面相转换为数据，确保“毫无保留地读得懂，可以从物理角度明明白白把握这些现象。”其研究结论认定罪犯面部普遍具有以下特征：颌骨巨大、颧骨隆耸、眼球前突、耳朵呈手柄状，而“这些都是在野兽和猿猴那里看得到的现象”。由于外部的物理特征与内在的性格轨迹有着惊人对应关系，可透过视觉标识予以检索，在罪犯尚未作案之前就可预先辨别罪犯，确认罪犯，避免不幸的发生，犯罪学知识由此生产。[2]龙勃罗梭的理论见解极其冷酷，主张对“天生罪犯”处以死刑或终身隔离，甚至阉割生殖机能，捍卫社会正常发展（康有为有着同样思路，为实现世界大同，对沾染恶习屡教不改者，施以药物，绝其后嗣；丘吉尔从道德角度出发，为避免不列颠民族素质下滑，堕落者应该绝育或送入劳改营。奇怪的是，萧伯纳居然支持这种歹毒想法）。以龙勃罗梭的理解：“可以用本性来解释的罪犯，无须动用法律，在嫌疑阶段就对其隔离——因为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无所幸免地必定是邪恶的”，其实证主义犯罪学说被纳粹利用。比利时天文学家凯特莱，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其道德统计学研究得出与龙勃罗梭相似结论：

年复一年，我们以拙劣的眼光观察到同样的犯罪在同样的秩序下一再出现，招致程度相同的同样惩罚。人类的可悲处境！……我们可以提前算出，多少人的手会染上同胞的鲜血，多少人会成为造假者，多少人会投毒，我们几乎可以提前算出多少人会出生和死亡。我们有一份根据可怕的规律性支付的预算，即牢狱、镣铐和断头台。

龙勃罗梭于1909年10月19日去世，留下一份奇怪遗嘱：将自己的头颅浸泡甲醛溶液中，供后人观看。

法国人高顿（Francis Galton，达尔文堂弟）对“视觉档案”亦兴趣甚浓，钟爱实证主义学说的他，相信任何事物皆可计量（譬如，1844年的一次展事，高顿设置一间实验室，市民只需交纳三便士，就可测出颅骨与智力的参数），甚至动议对祷告是否应答作统计学分析。其理论被龙勃罗梭发展，亦被现代科学管理体系的首倡者泰勒继承：不可量化之物要么不存在，要么没价值。1883年专著《质问人类能力》（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ies）面市，高顿收集大量罪犯、妓女、肺结核患者的图片，探查人体外表，耙梳差异，以视觉人类学做出新式的社会病理学或犯罪病理学释读，殚精竭虑抓住身体无意透露的痕迹和信息，从中欲获“隐匿的密码”。虽然摄影术之前就有面相术，但摄影的出现，使面相学跻身一门“严肃”的科学研究课题，不再是类似于卜卦算命的江湖之“术”。[3]

摄影系推动科学和工业迅猛发展的一项发明，其无限能力昭示现代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念，没有摄影术翼助，科学无论如何走不到今之地步。但是，经由摄影制作关于“他者”的图像，素以科学名义笃行。吸纳摄影（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出版，暗中相助），伪科学呼之欲出。19世纪流行的骨像学[4]，便是凭借摄影随机采样，尔后视觉归档，以人的外表形相衡量内在的道德水准、智商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5]进化论被普遍接受，成为流行信念，文学家如巴尔扎克深受影响。

人类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出现，多少与摄影术有关，初设是事实的收集、分类，进化论思路下，对身体的认知是理解文化或种族的先决条件，借助摄影，“身体测量学”为19世纪人类学主要研究方式，而“种族”一词由多种身体特征构成，暗示道德、智商，甚至行为的文明差异。其中隐含的种族主义观念不可忽视，能充分说明的是比德（John Beddoe）1862年出版的著作《人种》（the Races of Man）。比德认信下颌骨的差异与智商的高低具有某种神秘的然而却能够识破的必然关系。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民众，下颌骨均突出，所有天才则相反。从中可以看到，科学的视觉身体怎样将身体外貌的自然差异加以社会化，并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黏合。[6]这种偏见与歧视绝非偶然，优生学奠基人、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高顿，在另一本早期著作《天才的遗传》（Hereditary Genius）中，赤裸宣称：并非所有人种具有繁衍价值。他甚至将不同相貌“虚构”成一张肖像，这种组合可代表（或再现）人类典范（Human Ideal），其心目中，古雅典人是最高楷模，英国贵族最接近他们。高顿的摄影实践和摄影观念强化了优生学论调：智力水平、道德优劣是遗传的结果，阶级的行为差异有其生物学基础。纳粹时期的人类学摄影，以极端方式推进高顿的优生理论（如实施“纯雅利安血统”生育计划的身体政治学，近多有报道披露），视犹太人和其他“罪犯”——吉普塞人、同性恋者、颓废者、社会主义者——为“劣人”，将其拘押死亡集中营[7]。桑德的肖像摄影因不符德意志民族的面相学审美要求，惨遭当局批判，相反，纳粹忠诚党羽希莱姆积极呼应比德和高顿的人种学说：他受命组建党卫军，标准为纯雅利安血统，他只看照片挑选成员。

以上种种身体图像的肉身供词，表象等同于本质，偶然划归于必然，事实判断相当于价值判断——甚至伦理偏见乔装打扮，暗自演变为纯粹知识；道德歧视改头换面，暗地伪装成客观描述。正如临床医学诊疗中，观察到病人某一症状（如发烧、肺囊虫肺炎），这一病象本身微不足道，仅是客观呈示，但结合其它因素（如同性恋），意义便自身凸显（照亮艾滋病这一致命“瘟疫”）。

只要一个假设提出，所收集的证据都倾向于证明这一假设，某种基调一旦定下（如相貌与道德的对应关系），事态会按所期望的路径发展，最终导向这个给定的结论，于是，预设的知识被“科学方法论”充分证实，非法移植科学的适用范围。摄影术的实践论与知识论之关系当作如是观。

世界有着令人敬畏的矛盾繁杂的交互关系，摄影却将其简化。对物体表象的划分归类，事物之间假定的、虚构的、臆设的、想象的、推测的关系被提炼、巩固、强化，并被单一固定的知识系统覆盖、包裹、笼罩，而摄影正是关键媒介，事物之“本质”在某个瞬间被抓取、捕获，成为可见的，并被陈述。透过摄影，没有差异之处制造差异，“差异”被暴露、剖析、揭破，并以差异为名对事物“视觉归档”。差异不仅是分类和评价系统，也是生产机制：通过差异，意义被组织、构建、部署，甚至捏造，各色关乎疾病、犯罪、种族优劣等话语被精心汇编，镶嵌知识系统，使之融聚思考惯例。差异屈从于主导性的价值信念，又再次成为类同，并强化类同——相似外貌具有相同的内在基因，可能导致共同结果或近似行为。

（2）

19世纪中期，法国医生波洛哥在纳达儿胞弟（也是摄影师）帮助下，以电流刺激面部，产生古怪表情，并逐一摄录，其目的是建立人类面相的“百科全书”，波洛哥声称这些照片对艺术家的创作极富价值：“没有对机械相面术（the mechanism of physiognomy）的理解，无人能精确描述表情”。达尔文1872年出版专著《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收录大量图片——自然，波洛哥拍摄的照片被达尔文的慧眼相中——涉及哭啼、撅嘴的婴儿以及精神病人，达尔文以照片为辅，证明表情并非个人化的，而是人类共有的，并欲以面部表情描述内在的精神状况。

除采集面相，摄影术还应用于医学研究，查验病症或疗效。1822年，著名画家席里柯受挚友乔治医生之托，绘制精神病人肖像，为临床研究提供直观证据。可这样一份视觉证词，无益于病案诊断，画中女子神态正常，丝毫未见疾病迹象，且观众注意力不会关注画面内容，而是自觉服膺艺术家的过人才华。摄影的出现，解决这一难题。精神疾病专家目见摄影诱人之处（如医师沙柯借助摄影，发现歇斯底里）：不仅克服过去手工绘制精神病状的不佳效果（艺术家偏要逞能，要么艺术化处理，要么漫画式加工），也脱离文字语言的描述误差。1856年，戴莫德医生详述精神病学实践中，临床摄影的三项基本应用：有助于治疗、为医学手册和精神分析留下珍贵资料、抓捕逃跑的病人。

通缉犯人，摄影这一首要功能不应出乎意外（19世纪40年代，第一张粘附照片的通缉令亮相巴黎街头）。巴黎公社时期，公社成员自以为革命成功，忘乎所以地在镜头前大摆造型，结果照片上洋洋自得的模样，却是警方抓捕的铁证。摄影诞生之时，也是正规警察引入欧洲之日（如1827年，英国政府组建第一支正规警察队伍，一改过去松散拖沓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效率状态），二者在时间上的无意相逢、重叠，不仅警力日趋伸张，摄影的潜能亦被充分释放。

直至1832年，法国警方仍取野蛮方式——用烙铁在犯人脸上落磕印迹——以区别恶徒和良民，1840年，摄影术纳入警方刑侦系统，这种残忍方式才算告一段落，[8]巴黎首席犯罪调查员阿方斯·贝莱荣（其父为人体测量学专家）首次运用现代辨认摄影，建立罪犯身份的视觉档案，法国警方为之启始一项浩繁工程，雇佣民间摄影师，逐一拍摄几乎所有在押罪犯，记录入册，19世纪80年代，辨认摄影在法国完全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1901年爱德华·亨利（Edward Henry）的指纹鉴定引入新苏格兰，警局大规模聘用专业摄影师。很快，这项运动蔓延欧洲其它国家。

如何拍摄辨认照片，官方制定明确规范，如《犯罪侦察委员会1938年报告》（Committee of Crime Detection Report of 1938）为提高照片质量，详明人犯摄影的光线调配与设备使用。伯明翰警方摄影手册更其细致：用于法庭的相片得注明日期，且底片同时提呈，证明没动过手脚；一般不用闪光灯，尽量避免厚重阴影或高光；最好采纳软质相纸，可收录更多细节；在视平线角度拍摄，若是车祸事故，机身应置于司机方位……。法庭专家艾理希（Ehrlish）建议：要以自然的、直接的方式拍摄，力获精确性，反对戏剧化效果，既区别于业余摄影爱好者的照片，亦切忌过于精致，照片信息要丰富，但不可表面文章花费太多。[9]我手头便有这样一本国内版本的刑事摄影教科书，其中章节交代了人犯辨认摄影要点：“必须坚持客观、真实、清晰地反映人犯体貌特征的原则，不允许任何修辞和艺术夸张手法”，并详列种种注意事项与规定，如人犯姿势、相机距离、取景范围、配光方式。[10]

自19世纪40年代始，摄影游走于社会各个领域，如，60年代，斯托克波特工业学校聘用一位当地摄影师为全校师生拍照，每人配备一套直观的图片档案；70年代，翁滋华斯监狱与彭顿威尔感化院，请来专职摄影师负责组建图像工作室；摄影还被用于社会调查，政府有关部门任命摄影师收录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居住状况……。而在一个人口急剧膨胀、迁徙加速的流动社会，照片是管控与治理的必须准备（瑞士政府曾要求拍摄所有流浪者，存档备案，其理由是他们有可能最终滑入犯罪）。随都市化扩张，怎样实效督导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怎样速效驯化粗野蛮干的农民为服帖能干的工人，是政府头痛大事。暂住证制度是一解决方案，而采集信息，照片不可少。

秩序井然的社会，是由警察出面维护的社会，费希特对此情有独钟：

每个建制良好的警察机构，必然会有如此准则：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能够立刻认出每位公民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个人；警察必须熟悉每一位公民。而这只有用下述方法才能做到：人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由主管部门签发，他的相貌在身份证上都有详细描述；这种做法是不分阶层的。由于单纯用语言描写相貌经常造成歧义，所以，在那些能付得起钱的重要人物的身份证上，可以不用语言描述相貌，而是有一幅画得很逼真的肖像。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身份证得到确认，他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被接纳。[11]

费希特或许是身份证制的首倡者，而摄影术的到来实现费希特的理想，使肖像问题迎刃而解，不再有贫富贵贱之分。个体身份以种种证件或表格上的肖像识别，没有照片的社会混乱不堪，给国家的有机组织带来层出不穷麻烦。为抑制潜在的脱序失常，照片被广泛采纳；为便于存储备日后启用，所有信息须编码归类，按标准格式经营。辨认摄影之父贝莱荣深知，倘若没有规范化和精确化，辨认摄影必定无效。身份照（或证件照）则为人犯摄影的标准版本，目的是监控潜在的、随时可引发的不良行为，其暗含逻辑：所有人均有可能堕入犯罪。

摄影从早期的面相术转向现今的标准身份照，没有照片的证件是失范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必为怀疑对象。利用辨认摄影这套简洁的文献形式，监控力量渗透社会各个角落，这一新型文献与传统的完全不同，它是对个人行为的永恒记录，个体沦为防范、管束、治理之对象。作为现代视觉技术的摄影所制造的标准化头像，与现代管制技术所设定的规范化行为，互为其趣，相得益彰，不仅是视觉技术构拟“规训”和“纪律”的生动个案，亦是观看与权力精心擘画的一场共谋。

（3）

摄影术与现代话语相辅相成，步调高度一致，既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形式，又是现代制度的强力辩护。摄影术所担保的知识与真理，附丽它所标榜的客观和真实，而这种“客观性”或“真实性”拟定、创设，并生产、实施种种厚实的道德话语及坚韧的政治训诫，穿越镜头，描述、观察、再现，与知识、真理、权力粘贴，染指“身体叙事”。在现代性视觉制度中，图像功能被其它因素左右，摄影术与相面术、伦理学与疾病学、科学和美学同时发生，相互重叠，其共同策划的场域不仅是一再现空间，亦是政治空间、权术空间和道德空间，[12]同时，动态的意识话语又干预、操纵摄影，使之化为遮羞布，充任黏合剂，其掩盖功能多于揭露功能，给事物定型却随即使之变形。

摄影术兼具魔与道的二重属性，利弊互见，善恶相生——丰富生活提供乐趣之时，助于权力机构充分运作，全面看管日常生活。但摄影总是隐藏利刃这一侧，呈现温和那一面，刀柄却在权力出没之处显形。照相机是固定的、单视角的，最终被看作宰制工具，被视为色情和监视的理想媒介，绝非偶然。[13]只要摄影依然被认为是客观性之保证、真实性之标准，那它就无法逃脱此种无辜无奈、不堪不幸的命运。

思想当然和权力有关，但思想者未与权力结盟，思想仅是思想（比如，毛泽东有激情，有幻想，一位很不错的思想家，但因特殊身份及手中的权力，其想法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酿成灾难性后果）。同理，作为文化生产实践的摄影，其使用价值时时与使用意图对接，摄影的使用方式决定使用意义，这不仅出于摄影自身的语法功能与修辞效果，其权威性也是运用摄影的机构所担保：摄影拥有的话语不属于自己，而是隐藏背后的一套权力体系，它规定事物怎样被理解、怎样被表达，怎样被发现、怎样被说出——换言之，如何观看、如何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