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诱发绘画转型（当影像媒介的叙述、记录、传播比绘画做的更好时，绘画的传统功能终结了，同时开启自我认同的询问——绘画本身是什么），瓦萨里以为摄影术对写作的冲击与绘画相仿：语言具有局限性，所以要将文字放在更符合它真实本性的用途中去，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建构或阐述抽象思想的语言，另外就是探索各式各样的文学格式和诗意共鸣。”

摄影“逼使”画家足入表现和抽象，文学家亦“被迫”迈入心理描写与精神分析。以功能论，除文字的逻辑分析（或论证）尚存无可超越的优势而占有一席，其它诸如表达、刺激、叙述、说明等等传统项目已被更有效媒介瓜分。或说，犹如摄影分担绘画的任务而解放了绘画，摄影也接手文字的“本职工作”，驱策笔触探入身体内部，拨动文字对心理世界的不断采掘——“摄影为诗人对内心考察敞开大门”。

较之摄影对物像的直呈，绘画和文学确乎力不从心，尤其电影、录像等更强大叙事容量、更有效情节推展的时基媒介的衬托，文字陈述能力是有点相形见绌，部分文学工作者（主要是小说家、诗人）便转向心理绘写，表呈隐而不彰的精神征象，或通过外在的行为刻画，揭示内在的心理状态——于这些作者，身体姿势乃内心状态的真实裸露，对行为的洞察便是对秘不示人的潜意识内容的曝光。诗人（包括画家）的作品远远走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精神分析学的前头。这样，文学从“外在的匹配转向内在的构似”。

事物总是在相辅相成中发展，影像叙事手法反过来影响文字，视觉化、图像化效果铆接文字书写与文本阅读，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作家所采用的意识流手法来自电影技术，个人阅读中的快速连词扫描，也受惠于影像文化。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谓旧媒介的死亡，而是“唤醒旧形式，使之恢复生命力和表现力。”

印刷术影响外在行为，摄影术则促使书写的笔触扫描身体内部。

电影叙事技巧汇入文字书写，诱使语言视觉化，文本镜头感初具规模。前面提及：影像媒介的强大叙事，“逼迫”或“蛊惑”文字走入心理世界，如福德、乔伊斯的意识流作品，显见自由意识的铺陈与心理能量的流动。正如摄影为画家走向表现和抽象提供契机，影像媒介也为作家对内心的考察敞开大门。就功能论，文字显然不及摄影的精准呈现，更其逊色电影的有效叙述，部分文学工作者便转向心理描写，以文字构架精神活动，笔触探入被身体包裹的隐匿世界，掘出潜意识或下意识内容。

新感觉派施蛰存多以爱欲和情欲为主题，未像鸳蝴派那样直裸“利比多”，而透破身体，追踪心理波动，以细腻的内心独白营造相继迭出的超现实梦境。在种种神秘而奇谲的精神世界中，揭发《水浒传》石秀的性虐待，异域高僧鸠摩罗什内心道与魔之冲突，大唐将军爱恋与种族之扞格。

《石秀之恋》开头便兜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油灯摇晃的火焰，勾起石秀“一大片不尽的思潮”，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差点就去梁山泊，名誉、富有和英雄事业在等着他，忽又暗自庆幸没上贼船，过去的苦难、梁山泊、杨雄、潘巧云……，纠纷的思绪一涌而上，在脑中轮番打转。先看看施蛰存是怎样勾画石秀的内心世界，因为直接引述比间接阐释更具说服力：

……石秀靠坐在床上，一暝目，深自痛悔起来。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对于杨雄是十分不义的思想呢?自己从来不曾和一个妇人有过关涉，也绝不曾有过这样的企求；——是的，从来也没有意识地生过这种恋望。然则何以会在第一天结义的哥哥家里，初见了嫂子一面，就生着这样不经的妄念呢?这又岂不是很可卑的吗?对于自己的谴责，就是要先询问这是不是很可卑的呢?

觉醒了之后又自悔自艾着的石秀，这样地一层一层地思索着。终于在这样的自己检讨之下发生了疑问。看见了一个美妇人而生了痴恋，这是不是可卑的呢?当然不算得什么可卑的。但看见了义兄的美妇人而生痴恋，这却是可卑的事了。这是因为这个妇人是已经属于了义兄的，而凡是义兄的东西，做义弟的是不能有据为已有的希望的。这样说来，当初索性没有和杨雄结义，则如果偶然见着了这样的美妇人，倒不妨设法结一重因缘的。于是，石秀又后悔着早该跟戴宗杨林两人上梁山去。但是，一上梁山，恐怕又未必会看见这样美艳的妇人了。从这方面说来，事情倒好像也是安排就了的。这里，是一点也不容许石秀有措手之余裕的。然则，现在既已知道了这是杨雄所有的美妇人之后，不存什么别的奢望，而徒然像回忆一弯彩虹似的生着些放诞的妄想，或者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吧，或者未必便是什么大不了的可卑的事件吧。

这样地宽慰着自己的石秀，终于把新生的苦闷的纠纷暂时解决了。但是，在这样的解决之中，他觉得牺牲得太大了。允许自己尽量的耽于对潘巧云的妄想，而禁抑着这个热情的奔泄，石秀自己也未尝不觉到，这是一重危险。但为了自己的小心，守礼，和谨饬，便不得不用最强的自制力执行了这样的决断。

他对义兄杨雄之妻潘巧云焦灼而矛盾的性欲望，伴随性压抑；妄念与自责交错并行；面对潘巧云生出窘迫，显得困恼，这种困恼是一种“秘密的羞惭”；潘巧云的自如衬托石秀的卑贱，“但愈是感得自己卑贱，却愈清晰地接受了潘巧云的明艳和爽朗。”听着潘巧云挑逗性的语言，石秀有些兴奋，同时生出罪眚。尤其潘巧云勾搭石秀不成，与一位和尚私混时，引触石秀的嫉妒、苦闷和伤害感。这些莫名情绪穿插传演，按流行的精神分析法，是石秀“阉割的焦虑”。最终，所有一切通过对潘巧云的酷刑而饱满释放：

石秀定晴对她望着。唔，真不愧是个美人。但不知道从你肌肤的裂缝里，冒射出鲜血来，究竟奇丽到如何程度呢。你说我调戏你，其实还不止是调戏你，我简直是超于海和尚以上的爱恋着你呢。对于这样热爱着你的人，你难道还吝啬着性命，不显呈你的最最艳丽的色相给我看看么?

欲望释放也来自角色转换：“旁观者成了行刑人”。凭籍此种观看，石秀获致前所未有的莫名快感。快感的实现来自观看，但快感的表达则穿越内心的呢喃与私语：

石秀一一的看着，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只是看到杨雄破着潘巧云的肚子倒反而觉得有些厌恶起来：蠢人，到底是刽子手出身，会做出这种事来。随后看杨雄把潘巧云的四肢，和两个乳房都割了下来，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分析下来，每一个肢体都是极美丽的。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拢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的呢。

另一位擅长心理描写是巴金，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也有相当精彩的内心刻画和情感穿透力。走进心理叙述的作家当中，郁达夫可算典型：他对人物相貌着墨不多，主要在人物的精神剖解与心理调度上用功，实现他的窥淫癖（《沉沦》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和自我忏悔（《春风沉醉的晚上》对非分想法的自责），作者寓居主人公身体内部，向外张望，以灰色的内心世界窥探灰色的外部世界。

《沉沦》中，他路遇几位女子，由于胆怯，不敢搭话，一路跑回旅舍，躺下，便自嘲自骂：

“你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话?

“Oh，coward，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

“呆人呆人!他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

搬进梅园后，心理感受又变了形，竟记恨他长兄同蛇蝎一样。当被人欺负时，总拿长兄作比较：

“自家的兄弟，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

他每达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必尽把他长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细细回想出来。把各种过去的事迹，列举出来之后，就把他长兄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他在那里哭的时候，空中好像有一种柔和的声音在对他说：

“啊呀，哭的是你么?那真是冤屈了你了。像你这样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样的虐待，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罢了罢了，这也是天命，你别再哭了，怕伤害了你的身体!”

他心里一听到这一种声音，就舒畅起来。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

那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著作已被译介，新派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鲁迅不仅翻译《苦闷的象征》，其杂文多次提及弗洛伊德，《故事新编·序言》自称“取了弗罗特说”，施蛰存还以精神分析法为鲁迅的《补天》撰写评论）。即便没有实据确证以上作者接触过此类著作，但读过受弗氏理论影响的文学作品（如奥地利小说家施尼茨勒和茨威格）是肯定的。19世纪末，文学、绘画、哲学等领域同时出现一股心理主义思潮，远远走在精神分析之前，以往研究通常立足社会背景（如工业生产吞噬田园生活、战争不祥之兆、世纪末悲观主义、西方的没落等等），这里的意见，从摄影角度切入这股心理思潮，不无道理，可能会有异样的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