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承认的战斗中，过程是正义的，因为没有谁是不平等的，也没有谁强迫他人参与其中，而是独立、自由、等价的双方为获取对方的承认，成为真正的人，自觉而自愿地加入斗争，一致同意认赌服输（实现赢家与输家的主宰与臣服的关系）。既然这种权衡利弊的行为预设了双方的同意，事前知道荣誉赌博存在巨大风险，生命同样受到对方的威胁，那么，就必须接受残酷厮杀的后果。斗争的起点、过程固然正义，结局却极为不平等（比如，带来剥削、压迫、奴役），但以科耶夫的观点：这种不平等是正义的，“因为它来自最初的平等”，属于“正义的不平等”[1]。以生命为赌注的承认之战，是等价个体之间相互约定并相互同意的，没有谁强迫谁，其间并不存在什么不正义，因而在“承认之战”的基础上具备初始的法律契约概念。

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独到且敏锐（列奥·斯特劳斯对其夸赞不已，与缺乏“生命力的尖锐”的学者相比，科耶夫是巴黎人中最聪明的：“我知道，在巴黎只有一位真正才华横溢的人，那就是——科耶夫”），其对历史的理解，不仅开通后学家们的论说（如福柯的权力观、巴塔耶的死亡观，德里达的国家观），还预告现代世界的平权运动（如女权、同志、民族、种族），现代史是一部不断解放争取自由的历史。若说科耶夫是二十世纪最具创造性的黑格尔阐释者，那么，马克思是19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阐释者。前者属黑格尔温和右派，后者是黑格尔激进左派。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启发，构设一套完备的主奴辩证法学说（由二十世纪的职业革命者继承），历史的发展由主奴换位所造就，革命便是主奴关系的逆反、扭转、颠倒，奴隶变成主人，主人变成奴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社会形态皆有一对相互敌视的阶级，双方捉对厮杀（如《共产党宣言》罗列的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行会师傅/帮工，最终简化为两大阵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利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力图致对方以被宰制的地位，因而，承认与被承认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主人歧视、贬损、役使奴隶，奴隶不甘心随便被歧视、被贬损、被役使，当然要起来反抗，争取早日解放。为阻止奴隶自我解放，主人设计出种种意识形态以麻痹（或奴役）奴隶，令其失去反抗意识，譬如，宗教就是一付“神圣的毒药”。

奴隶反抗意识的形成尚需时日，因为他们此刻尚不具备自我意识。奴隶不得不为主人的自然欲望（如吃喝玩乐）而埋头挥汗苦干，像动物一样活着。未曾料及，奴隶在消极的劳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意识到了自我价值所在，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按黑格尔式辩证，否定自然就是肯定自我，“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才能确信他自己的存在”[2]）的同时，也渐次萌生自由的念头，最终通过斗争实现自由。[3]由于奴隶在劳作中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我，伴随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否定性行为，平等、自由、尊严等等可贵的人性观念遂在内心深处滋长，并自觉意识到这些观念是人之为人的基础。这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大觉醒。

主人得到奴隶，但获得的只是物，而非承认（或他人的欲望），因而主人走得是一条绝路，勤劳的奴隶则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历史是奴隶劳动的历史。”[4]科耶夫得出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

奴隶获得自我意识后，主人继续以宗教麻痹奴隶的自我意识。但是，自会有人站出来，告诉奴隶：这是人民的鸦片，是统治阶级的发明，教导你们要安分守己，忍辱负重，所以，不要再沉溺毒瘾之中，要起来反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主人在闲暇的生活中变成了贵族；奴隶在痛苦的劳动中变成了平民。主人（贵族）竭力维持现状，不想沦为奴隶或平民；奴隶却打算改变现状，成为主人。可以预想，为了让主人承认奴隶人之为人的尊严，一场起义势在必行。为阻止奴隶起义成功，主人必须全力压制，再度以生命作为赌注，因为主人的尊严决定其只能以高贵的身份悲壮死去，绝不能以卑贱的形象忍辱苟活。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因为世界史的演绎完全可以套入主奴辩证法模式（“历史的‘辩证法’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5]）。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被马克思改造为阶级意识。何为阶级意识？马克思未有明确说法。卢卡奇为之下了定义：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亦非群体的心理意识，而是对阶级历史地位的高度自觉。[6]

每个人都隶属某一阶级，有自身独特的社会角色、经济境况、政治身份，以及历史使命。那么，如何对其有所意识？换言之，分散各处的无产者是没有阶级意识的，无法理解自身的处境，其阶级意识到底如何形成？答案是斗争，这是唯一有效方式（以斗争强化阶级意识，正是晚年毛泽东的政治主旨）。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在旷日持久的剧烈冲突中意识到“我们”与“他们”之利益的根本不同，由阶级差异促成阶级意识——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及真正利益所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担当，并为所处的阶级地位而深感自豪，相信自己是美好未来的开拓者，公义社会的创建者。

阶级意识并非主观的、心理的，而是客观的、合乎理性的。阶级意识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最终体现为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诉求，所以，在阶级意识的框架下，对自我的认识，亦是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因而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与历史的发展阶段是同一的。于是，革命者便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将无产者的命运紧紧捆绑一起，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进而以阶级意识实现斗争意识。

阶级意识的作用在于：可以自觉而非盲目地行动。阶级意识越成熟，革命行动便愈自觉，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是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精确地度量已经达到了什么和还应该争取什么”[7]，倘若没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就永远处于被统治地位，即便偶然取得胜利，也注定失败[8]：

首先，一个阶级的利益能得到实现的条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残忍的暴力。第二，正是在暴力问题上，正是在阶级与阶级的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9]

卢卡奇自称受黑格尔影响（施米特亦认为“黑格尔思想的这种实现在卢卡奇那儿获得最强大的生命”[10]），他相信随资本主义出现，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11]，并且，无产阶级意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12]无产阶级意识是真理的保证，因为，无产阶级意识不仅是最后的、亦是最先进的阶级意识，能够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高度一致，故可以正确反映现实本质（反之，非无产阶级只能歪曲反映）。现实本质是什么呢？答曰：由阶级矛盾带出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否认存在这样一种现实本质，也就是极力否认无产阶级意识。“在这场争取意识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阶级”[13]。在卢卡奇的论说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仿佛主奴的相互依赖，先是暗中较劲，其后公开斗争，失去任何一方都无法成全阶级意识；而圣西门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奇怪解释，与黑格尔-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颇为相似。

人际关系处于主奴状态，非主即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便是这样一场争夺“承认”的殊死搏杀（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是主奴斗争的极端化），亡命之徒成为主人，败军之将屈膝为奴。结果不出意外，在获取承认的政治斗争中，忍无可忍的无产者奋力反抗，翻身当家做主，赢得地位，终于扬眉吐气，获得资产者的承认。无产阶级希望被资产阶级承认（甚至通过暴力强迫资产阶级给予承认），却拒不承认资产阶级，并一直伤害资产阶级（“奴隶试图如主人那样去压迫自己的主子”），新一轮战斗不可避免，资产阶级势力妄图“反攻清算”，无产阶级专政及时回击，“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任何种类之奴隶（亦即‘阶级’）的国家，都是血肉战斗的角斗场……历史或多或少就是血腥革命的不间断过程”。[14]

起义是为了抹除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未料却加剧了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制度化、法权化。所谓平等，首先体现为尊严和人格的平等，这是正义之法的要义，亦是科耶夫论述主奴辩证法的的归宿（详后）。无产阶级功成，取而代之成为主人，并未赋予资产阶级以同等的主人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式的革命相信，无论奴隶屈服于主人，还是曾经的主人屈服于翻了身的奴隶，皆为一种专制-专政，既然无产阶级意识是人类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而共产主义社会又是人类史上最后的社会形态，消灭任何非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身份有了正当理由，故根本不打算给予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即过去的主人，今之奴隶）以法律形式上的认可，换言之，资产者不可能获取应有的尊严及人格。希望被别人承认，却又不打算承认别人，是对他者尊严与人格的剥夺，引出人际全面崩盘的危机，造成斗争的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的同归于尽”（《共产党宣言》）。

由于“获取承认”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被承认”的欲望得到普遍而彻底的实现，历史就将停止它的前行步伐（即，自我意识圆满之时，亦是历史终结之日[15]）。历史的终结是马克思唯一照单全收的黑格尔主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的逻辑终点：共产社会的到来，人之欲望可随时满足——由于生产力充分释放，导致物质极大富有，人人可按需所得，从而获得肉体上的满足；又由于这是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人人承认彼此的人性、人格、尊严、荣誉等等，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尤其重要，阶级矛盾自动消失了，一个普遍且同质的社会（无阶级、无等级的社会）随即形成，宗教、法律、国家等等将不复存在。总之，历史终结了。弗朗西斯·福山引起巨大轰动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正是对霍布斯-黑格尔-科耶夫学说的“改编和通俗化”，却与马克思的结论背道而驰。

历史终结论——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福山的——届时人之欲望将最大限度满足。若说“初人”为获取承认而斗争，几经反复较量，无产阶级终于掌权，抹除等级，亦抹除高贵，由于“庶民的胜利”驯服了强者的意志，扼杀了卓越的灵魂，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常人”的世界，并逐渐通向“末人”之路。

卑微的灵魂时时发出令人辛酸的委屈声，马克思被触动了（其所处年代，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确实糟糕到触目惊心），决志以理论改造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形态之最后一种、也是最高级一种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其中的人民没有苦难、冲突、不公，人人富有，人人平等，人人幸福。可是，既然人人获致了满足，那还有什么值得去奋斗的？既然生活不再有其他理想或期待，生活不就失去了意义？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其实践后果是平均主义，其理论后果是抹除人之差异，造就一个末人的世界。由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且不论是否将人降至动物水平（亦不说地球资源能否承载庞大人口的物质需求这一老生常谈），末人到底有没有充分的满足感是需要打上问号的，因为没有不懈的劳作与奋斗便实现了人生需求，这种实现根本不会带来任何的满足。更甚，奴隶终归是奴隶，做奴隶做得太久了，习性难改，即便翻身当了主人，仍需一位主子，将其供奉起来，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这些下作行为真的奴隶都不屑为。

没有抱负的末人世界并不美妙，除了粗糙的政治大批判，不再有精致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总之，不再关注人是什么这一高深话题了，也不再追问何为美好生活这一高尚命题了。这正是尼采“超人”学说的意义所在：末人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的庸人世界，此乃弱者压迫强者，低贱者敌视高贵者的结果。与马克思的末人立场针锋相对，尼采奋力推荐权力意志，因为骄傲的人是不愿平等的，总希望拥有一种超乎他人之上的卓越气质，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极其浅薄的末人哲学，慰藉了卑微的灵魂。

马克思的本意是将穷人抬升至近乎神的位置，结果却将其拉低至类于动物的水平，这难道不是恶毒的讽刺？再则，马克思要么对契约论不熟悉，要么充满敌意，因为，国家的消失，其结局势必将人类社会重新推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而无聊的末人为制造生活兴奋点，一定会挑起人际事端），这种状态不是在群众斗群众的残酷政治运动中被印证了么？

若说柏拉图的理想政制是德者管理城邦，马克思的理想国度却由无赖统治国家。其实，看清共产主义公民的真面目，无须等到末人世界的到来，便已接近“末世的人性”（提摩太后书3:2-9）。革命政权追求平等的暴力方案，我看行，无须提供优雅的智识教育就可将人的品质齐刷刷地拉平，人穷尽一生不见得能够接近真智慧，但顷刻之间就可变得愚蠢之极，因为人性如水，下流容易，上流难。高贵者能够设身处地的包容低贱者，低贱者却无法推己及人的理解高贵者，既然无法理解，又不愿仰望，干脆将其踩在脚下，予以贬低、丑化、打压，以摧毁高贵者的优越感来缓解低贱者的挫败感，以否定他人的方式来肯定自我，以求得一种最常见词汇即可描述的丑陋心态（事实似如此：群众运动所清除的往往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这个民族的真正优秀者），甚至不惜颠倒价值序列，歪曲价值尺度，或伪造价值标准，将低俗落后的东西硬说成高深先进的东西。以舍勒的讲法，批判哲学亦是强烈忌恨情绪的表示，“表面的评价内含潜在的否定和贬低”，舍勒究竟指的是谁呢？不过，尼采这丫太反动，居然将忌恨高贵、渴望平等的无产者比拟为“畜群人”——虽然膀臂粗壮，拳头凶狠，但精神上处于残疾或侏儒状态，而这样的人竟然被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是解放全人类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