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 

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夏日，苏格拉底一如往常信步闲逛，有些无聊，想找人瞎扯扯。青年学者斐德若刚好路过，苏格拉底赶忙拦下[1]，听说斐德若身揣一篇当时著名诡辩学家莱什阿斯关于爱欲的文章，执意要他念出来，斐德若却故意卖关子，苏格拉底有些不高兴了：“若是我不懂得你，我就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懂得我自己，也就懂得你。”斐德若拗不过苏格拉底，便商量着找一块阴凉清净之地，分享这篇文章。两人边走边聊。谈到学者如何解释神话故事，苏格拉底对此话题不感冒，“我所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研究自己的目的是“知道我自己”，若某人尚不知自己，“就忙着去研究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东西”，“是很可笑的”，话题忽又一转：“你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让我学得什么，能让我学到一些东西的是城邦居民”。这段开场白之后，爱欲的探讨依次展开，两人聊得甚欢。

上述出自柏拉图两篇专事讨论爱欲的对话之一《斐德若》。柏拉图文章谋篇严谨，布局精妙，层层递进，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为何以“研究自己”为目的？为何对“城邦居民”感兴趣？又为何用“研究自己”来启动爱欲的话题？

先不必匆匆给出结论，再来看看同为苏格拉底嫡传弟子色诺芬撰写的《会饮篇》，讨论话题同样聚焦爱欲。据说，史家出身的色诺芬，对师尊的记叙或许比诗哲柏拉图的更靠谱，笔触亦轻松许多。

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载，除柏拉图和色诺芬外，尚有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通过四位古希腊大家的著述（或可加上拉尔修），共同组成研究苏格拉底的原始资料，除亚里士多德外，其余三位均与苏格拉底熟识。但四位各自的记述角度不同，观点亦有抵牾，这为了解真实的苏格拉底带来不少麻烦。不过，列奥·斯特劳斯尤为看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施氏以为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理想化了，若要了解苏格拉底的历史真实形象，“就必须依赖色诺芬的作品”，通过他的著述，“如今许多对苏格拉底的错误看法将得到避免”。[2]虽然波普尔与施特劳斯的学术路子完全相反，但以其措辞严厉的抨击：柏拉图背叛了恩师，篡改了苏格拉底学说。[3]亚里士多德亦指责柏拉图歪曲了苏格拉底的学说。[4]其实，用不着后人揭发，柏拉图本人早已坦承“所谓的柏拉图著作实际上就是经过修饰的、现代化了的苏格拉底的著作”。[5]苏格拉底尚在时，就对这位高足颇有微词，当听得柏拉图诵读《吕西斯篇》时，苏格拉底不禁口出怨言：“天啊！这个年轻人说了我多少的谎言呀！”[6]

同出师门，色诺芬与柏拉图似乎在暗中较劲，比如，柏拉图《国家篇》的目标是如何教育公民，而色诺芬《居鲁士劝学录》的目标是如何教育君王。以18世纪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维兰德的理解，色诺芬《会饮》很可能冲着柏拉图《会饮篇》去的，一是交出真实生活中的真实苏格拉底，不同于柏拉图笔下一副智术师模样的“苏格拉底派头”；二是挑明两篇《会饮》对待爱情的方式，“以调教公众对柏拉图的评价”。[7]

“会饮”是古希腊人写作的寻常题材，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均有书写，可跻身一类独特的文学样式，所探讨话题多为只宜夜晚的“爱欲”。如此有乐妓助兴的欢娱场合，即便不说酒池肉林之中的醉生梦死，也是莺歌燕舞之中的大快朵颐（柏拉图《会饮篇》提及此前一次宴乐，众人喝得烂醉，相反，苏格拉底的酒量无人可敌，似乎是越喝越清醒）。[8]会饮当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讨会，而是一群嗜酒男人坐下来胡扯，谈笑风生之间或插科打诨之余顺带聊聊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辩难之余甚至可当众求欢，如此宜于“既欢娱又哲学”的场合，历史上很难再有。[9]

斯巴达城邦严厉禁酒，柏拉图却批评这种做法，《法律篇》头两卷的重要内容是“投身于一场旨在引向酒神那里去的讨论”。[10]与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不同，雅典来客对饮酒给予正面评价，比如：饮酒可起教育作用，[11]让人消除恐惧，获致解脱，[12]酒精并非使人精神错乱，反而是一件珍贵礼物，使“灵魂中产生崇高，身体中产生健康和力量”，[13]此外，在会饮中还可洞察人之自然本性，[14]并让饮酒者养成节制的习惯。[15]总之，在会饮这种场合，适度饮酒实在是利大于弊。[16]酒精不仅能够引发思想的火花，更妙的是，醇醉促成了爱神厄洛斯的诞生。[17]总之，狄奥尼索斯的礼物并非邪恶之物，因此就不要再重复过去对其“所作的不适当的批评”，说它是坏的，不为城邦所接受。[18]

柏拉图《会饮篇》写于公元前416年，故事则发生于公元前404年，不过，与色诺芬《会饮》太不一样了，前者出场的人物，都是些雅士精英（如著名悲剧作家阿伽通、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话题也十分高尚；而后者出场的人物，基本为上不了台面的粗人，谈话内容差不多是布衣的平凡生活，且话题伧俗，要不是有苏格拉底在场，这次聚会聊天肯定与一群酒徒消磨乏味时光的神神叨叨无异。

那么，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模样究竟如何？

公元前420年7月底，适值四年一度的泛雅典竞技节，漂亮男孩奥托吕克在角力项目上力克群雄，爱人卡里阿斯备下酒席，邀约亲朋好友，祝贺奥托吕克载誉而归。携客回府途中，凑巧撞上苏格拉底一干人等，便诚请一道赴宴。苏格拉底是会饮的常客和行家，一贯欣然接受邀请，此时却有些犹豫了，先是推脱，然而，盛情毕竟难却，只得应允。

一阵寒暄之后，嘉宾纷纷入席。因贵客临门，会所顿然熠熠生辉，可是，奥托吕克的美貌似乎更其耀眼，明惠若神，宛如素子，“大家无不为之心动，有人不禁哑然，另一些人也显得表情别样”。众人的心思被奥托吕克的“谦和与矜持”所扣留，默默啜饮着。突然，一阵急切的叩门声将大伙惊醒，原来，笑星菲利布斯前来投宿。主人轻微不悦，碍于情面的同时，亦欲松解一下席间的怪异气氛，将其请入。菲利布斯就座后，为活络活络现场，讲了几条笑话，抖了几个包袱，但没能逗乐各位。

正餐后，杂耍班子的老板（叙拉古人）带领三位少男少女来到宴会为大伙助兴，嘉宾借表演内容就香水、勇气、舞蹈等话题展开小小议论。司酒不断斟满杯盏，加之叙拉古艺人的轮番表演，一时惹得大伙情欲高涨（“竟使人忘却了悲伤，燃起阿芙罗蒂忒的火焰”）。苏格拉底为使这次宴会更有意思，不至于流俗而“感到羞愧”，建议大家回答如下问题：自己最感自豪的事或物是什么？（或“自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答案各式各样，也稀松平常，如财富、美貌什么的。苏格拉底给出的答案是啥？只见他神色凝重，口吐俩字：嫖妓（拉皮条）。这一答案太出乎意料了，引来哄堂大笑。苏格拉底严肃说道：“我的朋友们啊，你们好好笑就是了。不过，我知道，假如我细心照料这门手艺，那么，我也可以发财。”这更让人费解了。

一轮回答之后，进入了更深层的商讨，苏格拉底提议，每人须证明自己所爱惜之物（引以为豪的东西）确实是值得爱惜（值得自豪）的，即如何藉此事物成为优秀者？或生活得更好？众人逐一表明观点，最后轮到苏格拉底，东道主卡里阿斯追问：“你怎么对你的话做解释？你怎么能够为了那样一种不体面的技艺感到自豪？”苏格拉底不慌不忙：“好吧！那么，先来搞清楚一个好的皮条客，其责任是什么？”他接连抛出九个问题，其中五个较为关键：

1．你们是不是同意，做个好的皮条客，职责所在就是令其技艺所实施的人尽量与伴侣达成一致，对不对？

6．那么，好的皮条客是不是就应该在其中有所选择，只是介绍有助于使人家达成一致的东西？

7．那么，做个皮条客，是应该使当事人让一个人喜欢呢？还是让他得到许多人的喜欢？哪样更好？

8．那么，假如某人可使大家与社会融洽，是不是就应该认为，这位技艺精湛的人就是精明的皮条客？

9．假如某人有能力使他所照顾到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到快乐，这个人，照我说来，完全可以为他所掌握的技艺感到骄傲，并且也理所当然得到大笔酬劳，是这样吗？

柏拉图对皮条客十分不屑：“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愚蠢的撮合男女的方式，被称作拉皮条。”[19]色诺芬却认真对待拉皮条的角色，并给予莫大期待，实则暗中纠弹柏拉图的偏见。除问题7引来分歧，其余一概获致认同。接着，苏格拉底当众表扬安提斯蒂尼，赞美他善于此道，简直是一位完美的皮条客，竭力服侍别人——因为已熟练掌握媒妁（或老鸨）技艺的安提斯蒂尼，将多人撮合成一对，或确立爱情，或建立友谊，总之，发生应该发生的关系，使彼此接纳，相互愉悦。苏格拉底自然是受益者之一，因安氏的游说、沟通与协调，苏格拉底和他人“才会相互眷爱……像猎犬一样相互追逐”（同样，柏拉图《治邦者》中的苏格拉底一上场就因“为着我与泰阿泰的结识，也为着与这位客人结识”而感谢西奥多勒斯的引荐）。

苏格拉底是在开玩笑或搞幽默？当然是。色诺芬之所以郑重其事辑录在案，原因在于：“秉性完美者不仅其严肃的一面值得记述，某些轻松随意的事情同样值得记述。”[20]席间，笑星菲利布斯讲了数则不成功的笑话后，索性直接模仿叙拉古演员的舞蹈动作，滑稽十分，终于把大家逗乐了。以列奥·施特劳斯的解读：“菲利布斯的表演——与他所滑稽模仿的表演相反——没让任何人从中得出一种正经玩笑的教益。”显然，色诺芬之所以抬出菲利布斯，是为了衬托苏格拉底：在正经的笑话中启发众人。

会饮的高潮是苏格拉底关于爱欲的长篇大论。苏氏先来一段开场白：

先生们，有这么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那就是现在这种非凡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同永恒的神明一样亘古绵长，但在表面上看来，却又是最为年轻的，并且包罗万象；在人的灵魂之中，它占据了神龛的位置，他的名字就叫爱！实在不该忘记，大家都不过是这位神明的皈依。

苏格拉底夸奖在座各位都是有爱之人，安提斯蒂尼则打断苏格拉底，趁机向其求爱，苏格拉底却认为安提斯蒂尼的爱不是出于对心灵的爱慕，“只是对我这个可爱之人的爱恋”，于是借题发挥，将爱欲分为两个层次：心灵之爱与肉欲之欢，分别被属天的和属地的阿芙罗蒂忒所掌管。但二者能否分开，苏格拉底心里没谱：“我也无法说清楚。”可以推断：心灵之爱是男子之间的爱情，肉欲之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柏拉图《会饮篇》可资佐证：属地的爱神或由男或由女生出，属天的爱神只是由男子出生，其爱情对象仅为少男，并“鼓舞人们把爱情专注于男性”。苏格拉底以身作则，喜欢美少年的他，与俊俏的阿尔喀比亚德同床共眠，并未发生阿尔喀比亚德期盼发生的事）。施特劳斯甚至大胆导出结论：“只有对灵魂的爱才是一个男子对另一个男子必须的爱；如果对身体的爱与对灵魂的爱可以加在一起的话，那么，男人对女人的爱比他们的同性爱要优越得多。”

无论心灵之爱还是肉欲之欢，的确殊难厘清，流氓尼采的一番说辞倒是深中肯綮：“我曾听到最贞洁的话：真正的爱情在于心灵，它覆盖到肉体。”[21]苏格拉底终究没有完全否弃肉欲之欢，而努力协调灵肉的平衡关系，他曾告知色诺芬：若身体有迫切需要，且心灵予以同意，并对身体或灵魂无碍，就可放心享用色欲。[22]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嘲讽苏格拉底太痴狂、太疯癫，充满了叛逆精神；悲剧诗人尼采则攻击苏格拉底太清醒，太理智，甚至太世故，学会了与现实的温和妥协，是颓废派的代表。[23]怎么回事，同一个人怎会得到如此迥异的评价？

曼提尼亚城邦的女巫第俄提玛，曾亲自将爱欲的秘密传授给苏格拉底，可惜，彼时的苏格拉底阅历尚浅，不懂得第俄提玛的真实意图。年少气盛的青年苏格拉底犹如一只到处蛰人的牛虻，过于锋芒毕露，决然抛弃流行意见，一味探寻真理，只求纯粹知识，对城邦生活的世俗与庸碌充满鄙夷。以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年轻人品性稚嫩，往往“纵情使气”。[24]

巴门尼德，埃利亚派的创始人，向年轻苏格拉底传授智慧时已近耄耋，当巴门尼德问及“头发、烂泥、垃圾以及最不足道、最无价值的”可笑之物是否也有理念？苏格拉底却不知该如何作答，“害怕掉进愚昧的深渊不能自拔”。不要说年轻的哲人无法懂得“道在屎溺”的理儿，就连普通人也看不上此等秽物。巴门尼德于是语重心长说道：“苏格拉底啊，这是因为你还年轻，哲学还没有把你紧紧抓住，依我看它是会紧紧抓住你的，那时候你就不会再轻视这些东西里面的任何一个了。可是现在你由于年龄不大，还不能不考虑人们的意见。”[25]巴门尼德的劝诫，恰恰说明此时的苏格拉底尚不够练达。

少不更事的苏格拉底，被阿里斯托芬以谐剧形式无情戏谑一番：苏格拉底主持的精英学校（思想所）是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禅堂，师生们被强大的求知欲苦苦折磨，呆在空气污浊、臭虫乱跳的环境中追逐云天的智慧，为了安静沉思，不喜外人频繁打扰（如粗人斯瑞西阿得斯莽撞敲门，惊得苏格拉底门徒所孕育的思想顿时流了产），且须禁欲，抛弃肉身，关心灵魂。此时的苏格拉底，怀揣强烈的科学精神，探寻纯粹理论，眼睛只盯着天界诸象，专心研究虚幻的以太，对人间事物毫无兴趣（理由是：大地会吸走“思想的精液”）。既然“操心天上的事”，那么，“从高处看人，是看不清人的本来面目的”（的确如此，苏格拉底讥笑尘世凡人为“朝生暮死”的俗鄙之辈[26]），因而，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没有能力理解人事（或说，不愿理解人事，意识不到对人之理解的重要性），不知爱欲的秘密，缺乏实践智慧，因而，青年苏格拉底是彻底非政治、非艺术的，亦是彻底非爱欲的。非爱欲与他的非政治有关，而非爱欲的苏格拉底也是非艺术的，“不爱任何形式美的东西”。[27]尼采说道：优秀学者通常是平庸之人，而平庸的艺术家，往往是值得注意的人。[28]无疑，年轻的苏格拉底或许是位优秀学者，但因缺乏艺术气质，是一位很没意思的人。

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刻薄嘲讽，不免带有“羡慕嫉妒恨”的成分[29]（色诺芬《会饮》中的叙拉古艺团老板，出于同样心情，借《云》的内容恶心一下苏格拉底[30]），其实，亦可视为善意的提醒，青年苏格拉底不仅缺乏自我知识，亦对人性的认识很不充分，且不太顾及城邦的真实需求，[31]那位闯入学园的斯瑞西阿得斯，对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所研究的各类自然学兴致索然，只对自然学的副产品（如测量、图绘等实用知识）饶有兴趣，这说明青年苏格拉底所缺乏的正是“为城邦服务的动机”。[32]阿里斯托芬试图将只观天穹而不谙世事的苏格拉底从天上拉回人间，把高高坐在吊筐中逼视太阳的苏格拉底，降低至常人角度，近距离接触人间事物，令其追究“地上的思想”。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青年苏格拉底是非政治的（苏格拉底坦承：“我年轻时，对自然界的研究深有兴趣，非常急切地想求得这方面的智慧”[33]，且在受审时承认“没有余暇参加政治活动”[34]），这情有可原，亚里士多德不赞成年轻人研习政治学，其理由：

青年人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而政治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此外，他们还为情感所左右，学不到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青年人不但在岁数上年轻，而且在品格上也幼稚。[35]

年轻人活泼好动，率性而为，但柏拉图对此多有负面评价，比如盲从、好冲动、性格易变、热衷于争论等等。以柏拉图的教育观：为培养城邦的未来执政者，候选人30岁之后方可接受为期5年的辩证法训练，因为年纪大些，就会学得审慎，有分寸，避免因冲动而盲目与人辩论；之后再接受为期15年的公务训练，习得种种实践智慧，直至50岁时大功告成，走上管理岗位。[36]从以上种种言辞可以判断，古希腊哲人对年轻人介入政治（即变成政治青年）没有多少好感。

青年苏格拉底由于缺乏人生经验而不懂得与他人交往，甚至不解风情，不懂得享受生活。[37]成年后的苏格拉底是否知晓了爱欲的秘密？是否理解了城邦生活的价值所在？《国家篇》那位出走而又返回的洞穴囚徒，正是对成年苏格拉底的直观说明（也就是柏拉图而非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洞穴居民是一群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走出洞穴的那位囚徒则是众醉独醒的哲人。洞穴之内是一隅自洽的常人世界，亦是由不同意见构成的政治世界；洞穴之外，则是一片开阔的、可供哲人不懈探索、不断质疑的哲学世界。那么，哲人该如何处理两个世界的关系？

回归洞穴，可视为重返常识世界。曾一度花大力气探寻理念的智者（逼视太阳的苏格拉底），自觉走入纷扰且昏暗的尘世，果敢担当城邦事务，履行公民职责（如芝诺的劝导：“智慧者应走入公共领域”），不再以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准哲人王自居，而自觉“堕落为”一介城邦居民，一位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公民，关注尘世生活，同情性理解世人的卑微需求，想凡人之所想，尊重城邦所尊重的价值，并清醒认识城邦的需要，增进城邦的幸福，为其“提供日常生活的建议”，努力使政治更富人性化。

柏拉图《斐多篇》充斥着贬低肉体的声音，无意间却透出两性之欢的可贵：

“世上多数人准以为活一辈子不享受肉体的快乐，就活得太冤枉了。谁要是对肉体的享乐毫不在意，他就和死人差不多了。”

“这话很对。”[38]

此句主语是“世上多数人”，而非哲人。“世上多数人”当然就是广大的痴男怨女，也就是普通人——普通人当然对食色兴致甚浓。哲人与“世上多数人”皆充满狂热的爱欲激情，但哲人毕竟是哲人，之所以与“世上多数人”不同，乃因哲人的爱欲更多是针对哲学的激情，在第俄提玛的教诲中：爱欲是理念，乃其他事物的摹本。为避免哲学趋于极端而破坏政治秩序，也是为了保护哲学，哲人理应学会审慎言说，付诸实践智慧，回归 “清明”与“温良”的政治常识，改善而非颠覆或毁灭一个有缺陷、不完满的社会，[39]这恰恰是对哲学最纯正的爱欲。[40]

苏格拉底被誉为思想的助产士，女巫第俄提玛、智者巴门尼德、诗人阿里斯托芬亦扮演助产士的角色：催促苏格拉底成熟起来，由自然哲人转向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临终时，有如下一段遗言：“以后啊，我不想追究真实了。我决计要小心，别像看日食的人那样，两眼看着太阳，看瞎了眼睛。他得用一盆水或别的东西照着太阳，看照出来的影像。看太阳是危险的。”[41]苏格拉底放弃逼视太阳，是他的第二次起航，其临终遗言亦是对哲人的告诫：返回洞穴，进入政治常识世界，由仰望天空转向亲吻大地，因为一种不接地气的政治哲学只会危及政治生活，正如洞穴隐喻所要表达的：“一种毫不接触墙上影子的哲学，只能形成一种贫瘠的乌托邦”。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年轻的、非爱欲的自然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成熟的、富有实践智慧的政治哲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真正公民。[42]在这一序列中，苏格拉底不断朝下堕落——从天上堕落到地上，再由地上堕落至洞穴之内。而苏格拉底的攀谈对象也耐人寻味，柏拉图总是安排苏格拉底与高级知识分子挥麈玄言，色诺芬则让苏格拉底穿游于市井之间，与俗人拉拉家常[如匠人、名媛（《回忆苏格拉底》），或艺人、小丑（《会饮》）]，然而，这正是色诺芬写作的技高一筹，亦是成年苏格拉底的通达谙练：将智慧的棱角藏入普通公民的身份之后，敛锷韬光，不露锋芒，此乃成熟哲人的审慎表现。

《申辩篇》声称自己一无所知的苏格拉底，却在《会饮篇》坦承“什么都不知道，就只知道爱情”，[43]并宣称谂悉“恋爱术”，还当众讲解爱情的技艺，[44]这的确够奇怪。苏格拉底生活于一个民主社会，却因自由言论而获罪，罪名之一是腐蚀青年。什么最容易腐蚀青年？自然是爱欲！因而苏格拉底很可能私下传授有关爱欲的知识，解青年学子的求知之渴，因之横遭道德法庭的无端指控（出席这次会饮的吕克昂，即少艾奥托吕克之父，正是控告苏格拉底的三人帮之首，可以推测，苏格拉底在宴会上关于爱欲的谈话成为原告的呈堂证供）。苏格拉底还被指控将一位新神引入城邦。这位新神是谁？莫非就是爱神厄洛斯？一次宴会中，阿伽通让狄奥尼索斯作判官，定夺苏格拉底与阿伽通谁更智慧。[45]为何请出酒神？莫非是在争夺谁更具有爱欲智慧（或爱情技艺）的桂冠？种种迹象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位颇有节制的“好色之徒”，一位最具爱欲气质的哲学名家。[46]情色大宗师苏格拉底曾向红极一时的艳女赛阿达泰（雅典著名领袖阿尔喀比亚德的情妇）传授如何俘获男子之道[47]，还打算请来名噪四方的风尘女子阿斯芭希娅（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48]）教导男子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苏格拉底以为这种引荐工作比教授知识更为重要。[49]

应该认真对待苏格拉底在会饮中的戏谑，特别留意“不正经”之处泄露的弦外之音。拉皮条的工作就是引荐，在人际之间穿针引线（皮条客不仅要处理城邦内部关系，也要处理城邦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提到：城邦之间通婚，可将不同城邦联合为整体，反之，若处理不好婚姻关系，很可能引来革命[50]），使邦民过上完满而谐美，安康且至善的幸福生活。苏格拉底在第四章收尾时的言论，可视为对皮条客职责的定义：“假如一个人可以分别面对两个人并且使这两个人相互有好处的话，那么，他就能够使这两个人相互爱慕。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人也可以使不同的城邦相互友好地联合，也可以借助于利益从而使不同的人结成同盟，总之，也可以使那些城邦都能够有所得，使那些亲朋好友都能够得到好处。”第八章最后，苏格拉底对卡里阿斯提出若干建议：如何保持与奥托吕克更其长久、更其热烈的愉悦关系。卡里阿斯与奥托吕克此时含情对望，随后向苏格拉底晓示敬意：“真的要感谢你，你的确像个中间介绍人一样把我引荐给这个城邦，使我能够参与城邦事务，也使我可以尽享这座城邦的善意。”柏拉图《会饮篇》提及阿佛洛狄忒的仆从厄洛斯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正如那位拿撒勒先知是人与神的中间人），而色诺芬《会饮》的苏格拉底，干的正是这样的活：将爱欲引入政治，并在人际之间“穿针引线”，甘愿做沟通中介。

会饮已近尾声。叙拉古艺人装扮成黑暗之神狄奥尼索斯及情人阿里阿德涅，为在座各位示范一出大胆露骨的本色表演（诸位认定男孩女孩确是幸福的一对，两位“已经不再是模拟那种训练有素的表演”，而“做着他们长久以来心里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柏拉图《斐德若篇》可做补充：爱情是神圣的，有爱情的人来往有福了，“若和没有爱情的人来往，双方的关系就混杂着尘世的小心谨慎和尘世的寒酸打算”），搞得宾客火烧火燎，未婚男子发誓一定尽早娶上美眉，已婚男子则跳上坐骑，策马加鞭，急忙朝家奔去，准备和爱人嘿吆一番。叙拉古艺人在这里似乎充当了皮条客的角色，加速男女之间的结合，这应验了柏拉图《国家篇》的恳辞：

苏格拉底：还有什么快感比色欲更大更强烈的吗？

格 劳 孔：没有，没有比这个更疯狂的了。[51]

宴会就此结束。苏格拉底留下了，他没敢回家，个中原由想必是清楚的。克珊熙蒲这位古希腊著名悍妇令苏格拉底头疼不已，常被众人拿来开涮，席间，安提斯蒂尼专就此事再度调侃苏格拉底，苏氏的应对也着实高明：“我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我首先要挑选这样一位老婆；我很清楚，如果我可以容忍她的话，那么不管别的什么人，当我和他们处理关系的时候，我都不会感到困难。”[52]

《斐多篇》的苏格拉底告知在场门徒，如何正确与人打交道，基于对人性的正确判断：

厌恶人类是出于知人不足而对人死心塌地的信任。你以为这人真实可靠，后来发现他卑鄙虚伪。然后你又信任了一个人，这人又是卑鄙虚伪。这种遭遇你可以经历好多次，尤其是你认为最亲近的朋友也都这样，结果你就老在抱怨，憎恨所有的人了，觉得谁都不是好人。……假如一个人还不识人性，就和人结交，他干的事就是不漂亮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假如他知道了人的性情，再和人打交道，他就会觉得好人和坏人都很少，在好坏之间的人很多……[53]

对人性的理解有助于与人打交道，并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方可触摸到最真实的人性复杂，当苏格拉底认识到这点后，思考开始转向：对人是什么（谁）的追问，过渡到在人际遭遇（关系的人生）中追问人是什么？由于人际遭遇，人之自然属性转至人之伦理属性，当苏格拉底说出“认识自己”时（据传，这一名言最先出自泰勒斯之口），不仅标志着苏格拉底的成熟，亦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由天上回归凡间，由自然哲学转向人事哲学[54]（由阿里斯托芬所讽刺的青年苏格拉底，成长为尼采所诅咒的成年苏格拉底），换言之，由“田园草木”转向“城里的居民”，最终落实为对伦理学的关切。亚里士多德以为伦理学是政治学的前提。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国家正义的基础是人际正义，而如何设计政制，取决于如何理解人性。

施特劳斯相信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二者说法虽则不同，但落脚点一致。施特劳斯《<齐家>义疏》开篇写道：“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源于苏格拉底。据说，为了让自己完全致力于对伦理问题的研究，苏格拉底全然漠视‘自然’整体。他的理由似乎是这样的：人们并非一定需要了解万物的本性，但他必须得关心如何过个人和群体生活。”[55]显然，“万物的本性”是自然学的研究对象，“如何过个人和群体生活”则是伦理学的探讨话题。

政治学（politics）词源来自古希腊语“城邦”（polis），这可以解释苏格拉底为何只对城邦的居民感兴趣，因为政治学“关涉到那些生活在城邦中的人，而非那些生活在乡村中的人”[56]，更非乡村的“田园草木”，苏格拉底由自然人走向政治人，并以常人的眼光看待政治，他所以首先“研究自己”，乃因人际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否体贴，取决于自我在何种程度上领会了自己。[57]

哲学是爱欲，“哲学是作为对爱的爱，是一种由他者的面孔所教会的智慧”（列维纳斯）。“关系”乃人际的最基层特征，亦为伦理学的最基本主题。与他者的相逢与遭遇是强制的，不可回绝，人因“关系”而规定了人，并决定了人的最终状态，而城邦能否和谐的关键缘于人际是否和谐。对古希腊人而言，公民之间的友爱是优良城邦生活的基本要求，亚里士多德以为：政治活动的任务是制造“友爱”，[58]友爱使城邦融洽，较之公正，立法者“更重视友爱”，其目的在于“加强类似于友爱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致力于仇恨的消除”[59]，“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其为社会；如今仇恨代替了友谊，人们就是行走也不愿取同一条道路。”[60]晚年的德里达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说，并与施米特的敌友论针锋相对，提出友爱政治学。[61]所谓人际融洽，就是正确、得体、妥善、圆润地搞定复杂人际；所谓人际败坏，就是处理不当，因关系的匮乏而导致人际出现故障，该隐因嫉恨杀掉兄弟亚伯，这是人类首例因关系朽掉而孵出的残酷暴行。

未与他人发生关系之前，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作为缺失的我，须置于种种社会网络，建立、发展、维系与他人的相与状态。鲁滨逊从食人族手中夺回星期五的性命，然而，难道不可以反过来说，恰恰是星期五拯救了鲁滨逊，使其脱出绝望的、恐怖的、令人窒息的孤寂状态？

亚里士多德视人类为群居动物，凡自外于人际的“孤家寡人”非神即兽。“人性本身就是社会性”，[62]人之在世状态是人际的存在，并纠缠于人际，获取愉悦同时换取痛苦，避免此痛的最简单有效措施是离群索居（或小隐于野，或大隐于市），单方终止社会交往，过一种静谧的生活。然则，个体的独处，几乎不具备这种可能，出于情感需要也好，出于利益诉求也罢，多少涉入与他人的交往。我思是一位孤独个体，却是不彻底的孤独者，即便独处，仍与他人发生关系，至少是想象中的关系，因而，“我思”仅仅是认识论的建构，而非真实的生存论基点。[63]

关系决定着人，而非人决定着关系，且人之价值只能在关系的序列中予以实现。人际交往是动态的、可变的、不确定的，因发生偶然链接而幻化出无穷多样性和无数可能性，是故人际先于个体。我与他人的关系究竟怎样？如何遭遇？又何以相处？一系列话题引发20世纪学人的不懈关注，并由话题带出话题，如舍勒和德勒兹的“他者论”、罗蒂的“我们是谁？”、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而查尔斯·泰勒的论述思路与列维纳斯大致相同，以“认同”（确定我们是谁）与“承认”（对他者的承认）对应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自“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强化对此问题的关注。“他者”问题缘何引发如此论争？弗洛伊德早已给出答案：人际关系乃最大痛苦来源。[64]良好的人际是互惠（而非“双赢”），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中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时时遭遇的是冷漠与敌意。